成都的“全域开放”之路

　　如何实现城乡发展的共振与共荣？成都的做法是向内开放，拆掉“围墙”：即破除城与乡的障碍，体制与市场的障碍，域内和域外的障碍

　　本刊记者/闵杰 席志刚(发自成都)

　　2014年，56岁的农民罗俊良、刚毕业的大学生刘裕、北漂的彭致远以及奥地利人金沛，都选择了“成都生活”。

　　在成都蒲江县寿安镇生活了几十年的罗俊良从没想过自己能住上楼房，他并不怀念以前的生活，相信“人总要往高处走”。

　　大学刚刚毕业的年轻女孩刘裕选择放弃城市，到寿安镇的合联产业园区做一名招商顾问，因为“这里的发展潜力更大”。

　　在北京打拼多年的彭致远选择回到老家成都，因为成都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越来越多对生活有高品质要求的“生活家”选择在这里置业生活。

　　走遍世界各地、有25年酒店管理经验的奥地利人金沛最近两年一直生活在成都，“成都人和欧洲人都很会享受生活，我在这里，晚上可以随时出去吃宵夜，而且很有安全感，但在奥地利，所有的商店和饭馆晚上都关门了。”

　　罗俊良的幸福感来自于能过得像个城里人；刘裕的幸福感来自于小县城也有足够多的机遇；彭致远的幸福感来自于成都越来越有“国际范儿”；而金沛的幸福感来自于有“成都味道”的生活。

　　每一个小人物的幸福感背后，其实是这个城市正在发生的“润物细无声”的某种改变：变得越来越公平、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开放。

　　改变源自于思考，作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国家级试验区，成都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实现1.24万平方公里版图内的发展共振与共荣。

　　思考的结果是，破除障碍。破除城与乡的障碍，破除体制与市场的障碍，破除域内和域外的障碍。

　　外围圈层的发力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使我们项目成为交通枢纽，无缝接驳天府新区等产业高地，成都合联产业园将产业功能、城市功能、生态功能融为一体……”作为一名招商顾问，刘裕总是满面笑容向客户流利地说出一长串解说词，她已经不记得说过多少遍了。

　　刘裕所说的合联产业园位于成都市蒲江县寿安镇，现在人们更喜欢叫寿安新城。走进这里，一条水质清澈的蒲江从中间穿过，很容易联想起徐志摩的名句，“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这是外人眼里的寿安，在寿安镇镇长姚团飞看来，从小到大寿安在他的印象中就是个古老而陈旧的小镇。“寿安在历史上很早就有，是蒲江的两个建制镇，也是最古老繁华的场镇，正因为古老，所以房屋和街道都比较破旧。”

　　这几乎成了许多远城区古镇的缩影。寿安位于成都外围，如果以中心城区为圆心，成都市属的19个区(市)县按距离远近，构成三个圈层。曾经，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在成都流传：金温江，银郫县；邛蒲大，鬼害怕……说的是邻近主城区的温江、郫县经济条件、生活环境好，而偏远的邛崃、蒲江、大邑却相对发展滞后。

　　一个简单数据，将这样的差距表露无遗。2011年，位于中心城区的金牛区GDP名列全市之首，是最后一名远郊县的8.5倍。占地不到4%的一圈层，经济总量占全市的50%；占地近70%的三圈层(市)县，经济总量却不到全市的17%。

　　如何才能打破这种不平衡？成都寻找到的答案是，实施三圈一体战略。在1.24万平方公里的全域版图上，中心城区6个区作为第一圈层要“头雁高飞”，第二圈层的6个区县“中雁竞飞”，第三圈层的8个(市)县为三圈层，则“尾雁快飞”。通过“三圈一体”，把一、二、三圈层和泛成都经济圈紧密承接。

　　“三个圈层的差距是自然形成的，是物理时空的差距，但更重要的是心理差距，总觉得我们比较落后。”姚团飞说，但回头看来，劣势也成了优势，“他们手里的‘粮票’用得差不多了，我们还很充足。”

　　姚团飞所说的“粮票”，是土地资源、劳动力成本和环境容量，“一、二圈层都用得差不多了，但他们的优势在于有资金、成熟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模式。”在他看来，“三圈一体”是必然要发生的经济规律，而不仅仅是“政策上要求去搞”。

　　寿安正是“三圈一体”战略的最大受益者。蒲江县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仲明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寿安规划最大的特点是打破了传统“业”与“城”相互割裂的局面。

　　寿安新城已被国家作为国家级包装印务产业基地进行培育。总投资3500万欧元的德国博世包装机械制造项目，总投资3600万美元的博世电动工具项目，均已建成投产。

　　而寿安新城的轮廓也已经被勾勒出来，安逸舒适、有山有田。“整个蒲江县，只有寿安才有室内羽毛球馆，我们打球都要上这里来。”蒲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杨碧玉说。

　　寿安的目标是，通过5~8年时间，将寿安镇建成西部一流的绿色印务包装产业基地，打造成为西南地区首个绿色低碳小城镇。

　　仲明礼还有一个身份是成都青蒲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这也是寿安新城的一个体制创新，用市场化办法，由青蒲公司统筹推进寿安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建设。

　　“政府过去搞工业，主要靠财政投资，全靠政府资金搞建设，资金容量有限。”姚团飞说，目前由几家公司成立政府平台公司进行融资和招商，而政府除了土地资源以外，没有更多的投入，“公司每年融资几十个亿，单靠寿安每年几千万的财政收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姚团飞坦言，这和过去有了很大变化。过去基层干部招商工作很重，有了市场化机制后，政府手里有了更多的筹码，角色也发生了转变。“过去只要你来，我就很感谢你了，但现在政府更多是裁判的角色，我们要审查是否符合规划，是否绿色低碳。”

　　在他看来，这都是“三圈一体”带来的效果，过去资金项目都往中心城区跑，要拉来很不容易，“穷的时候找不到项目，现在都找你来了”。

　　北城不再“恼火”

　　说起“北改”，成都几乎无人不知。北改的对象是成都的北城，一个被成都人形容为“恼火”(让人头疼)的地方。

　　“恼火”到何种程度？以城北的金牛区为例，占据解放北路道路红线长达19年的沿街商铺和房屋拆不掉，梗阻城西北10多年的中环打不通，成都市三环内最大城中村——茶店、花照片区近100万平方米的旧屋需要拆迁，成都市建设时间最早、各类隐患最突出、关闭难度最大的荷花池批发市场搬不走，动议十年之久的中心城区最大棚户区——曹家巷一、二街危旧房片区也一直拆不动。

　　这里虽然位居城市中心，却一直是成都市形象最差、交通最拥堵、治安最复杂、城区面貌反差最大的地区。如果不是特别必要，很多成都市民都不愿踏足这片区域，司机也都选择绕道走，但却有100万市民每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

　　“北改”工程的启动，源于成都市委对网民强烈呼声的回应。曾经有网民在成都市政府门户网站发帖，痛陈城北地区交通拥堵发展缓慢滞后，强烈建议政府改造北城。

　　多次调查摸底之后，成都市委作出“北改”的决策，工程规划总面积211平方公里，改造范围涉及金牛、成华、新都三个区，计划总投资3300亿元。“痛下决心，用几年时间让北城变样”。

　　“北改”两年后，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这里的变化。“成都有个习惯，以西为贵，上风上水，西边住的人口很集中，而羊西线是一条进出城的主干道，每天上下班高峰期都堵。”金牛区外宣办主任凌云就住在西城，以前开车上班需要至少提前1小时出门，现在只需要提前半小时，在路上开车的时间甚至只要15分钟。

　　曾经和交通一样让人“恼火”的是这里密密麻麻的各类批发市场。“过去城北是‘铁半城’，因为这里有火车北站，一度是城市人气最旺、商业最繁华的地方。”金牛区北改办主任黄智太说。

　　这里最有名的荷花池市场形成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周边所有市场的“母”市场，“以前车根本开不进去，只能走路过去”，黄智太说，尽管市场内脏乱差、业态落后，但由于商业运作的惯性，商家依然能赚钱，“荷花池市场是区属市场，我们以这个市场带动其他市场的调迁”。

　　荷花池市场作为“北改”中的一个标志性对象，于2013年2月8日正式关闭。在两年的“北改”工程中，金牛区累计关闭了12个传统市场，搬迁商家11834户，将所有小商品批发集中在新建的国际商贸城。

　　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端的城市综合体，“世界500强落户，对办公环境有很高要求，选择甲级写字楼是最起码的要求，2012年‘北改’以前金牛没有一座甲级写字楼，‘北改’之后开始出现了。”凌云说。

　　相比搬迁商户的利益协调，协调难度更大、最难啃的骨头是曹家巷的改造。这里虽然地处一环路，属于中心城区，但到处是老砖瓦房、公用厨卫，沿街到处是菜市，垃圾遍地。1.4万余人、65幢危旧房、7个旱厕共同组成了“著名”的棚户区。

　　这里的居民一直希望改造搬迁，虽然地处黄金地段，但是开发商来了一拨又一拨，摸底调查后一算账都走了。因为人口密度太大、房屋产权复杂、涉及单位太多、补偿诉求太多元。

　　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成都市委市政府做出一个大胆的探索：让老百姓参与到改造工作中。“改不改群众说了算”，拆迁安置协议签约如果达不到100%的要求，就等条件成熟再改造。

　　在这种史无前例的观念指导下，曹家巷成立“居民自治改造委员会”，自主决定片区改造，13位普通居民获得授权，代表2885户居民行使自主改造权力，依靠这种方式，在100多天内完成此前10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拒绝“摊大饼”

　　与千头万绪的“北改”不同，同一年启动的天府新区，其目标很清楚——再造一个“产业成都”，成都希望天府新区能成为继重庆两江新区、上海浦东新区等之后又一个引领新区，在带动成都现代产业发展的同时拉动整个四川经济。

　　但在成都市的决策者看来，“北改”与天府新区都是提升成都城市化最重要的两翼，他们将其称作“立城优城”：“立”好以天府新区为代表的新城，“优”化以中心城区为代表的老城。

　　吸取许多国内城市建设的教训，天府新区在规划上打破“摊大饼”的发展模式，多中心、组团式布局，“产城一体”是天府新区最重要的规划理念。

　　部分划入天府新区范围的双流县是成都“五大兴市战略”中“产业倍增”项目的主承载地之一，在“产城一体”层面体会颇深。

　　在参与推进产业倍增计划的公兴街道办事处副书记王能飞看来，完成重大项目所需土地保障，同时做好产业工人生活配套服务，是“产城一体”最重要的两点。

　　仁宝及纬创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均设在台湾。2011年作为高端电子信息龙头企业被引入成都，项目落地双流西航港经济开发区。公兴镇按照“产城一体”的规划布局，承载了这两个项目。

　　在此期间，公兴镇改称公兴街道办事处。“实际上，称呼的变化就已经体现出‘产城一体’理念。”王能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承接项目落地的过程亦是城镇化的过程。

　　管理职能也在变化，王能飞表示，此前乡镇的管理方式已无法适应大批新型产业工人涌入后的社会形态，于是公兴街道办开始探索建立“政府指导、社区自治、社会参与、市场运作、人本管理”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

　　随着第一批新型产业工人入住，公兴街道办仁宝、纬创新型社区工作站正式成立。社区内设警务、医务室，心理辅导中心，最大限度地保障安全；网吧、超市、邮局、银行、餐饮、娱乐健身等生活休闲设施一应俱全，甚至还有免费提供的安全套。

　　“都是18-22周岁的年轻人，他们精力旺盛，生活、休闲的网络化特征明显，必须以与他们生活方式匹配的方式管理服务。”双兴第一社区工作站书记林建表示，这已成为社区管理的参照系。

　　社区实施男女分区管理，进出社区和宿舍区均有门禁系统。每间宿舍4张上下床，可住8人，房间里有衣柜、书桌，空调、风扇等设施，每个宿舍的外面有独立的卫生间，还有集中的洗衣房和露台。

　　尽管如此，近7000人规模的社区，管理方面一点都不敢掉以轻心。社区的位置尽可能与居民区交互，公交系统亦开通了厂区、社区线路，增加了交流和融入社会生活的公共服务。此外，社区工作站里设置了公共服务中心、社团之家和司法维权中心，提供更多的政务服务。

　　“国际范儿”

　　很多采访对象在面对“成都是否是一个国际化城市”这样的问题时，回答都非常肯定，但每个人的理由都截然不同。

　　走遍世界许多城市的台湾人黄溪萍在听到这个问题时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你们太小看成都了”，在她看来，成都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甚至超越一些欧洲城市，“走在四川大学校园，里面的生态和人文氛围都挺好的”。

　　而在时尚青年魏征看来，位于九龙仓的成都国际金融中心开业后，一次性引入如此多的国际品牌，在中西部城市是绝无仅有的。

　　“过去在咖啡馆听到最多的是四川话，后来开始说普通话，现在也经常听到有人说英语了。”魏征笑言，这也是成都“国际范儿”的一个细节。

　　在银泰置地销售总监彭致远看来，越来越多像银泰中心这样的高端商业涌入，本身就是成都吸引力的“品牌举证”，从银泰这个小窗口，可以看出成都的大格局，“成都越来越需要一些高端服务业，来满足成都最顶级商务办公环境的不足，满足成都大量真正高品质的‘城市居住家’的需求。”

　　而对于有着25年世界各地酒店管理经验的金沛来说，他掌管的有近1000间客房的成都环球中心天堂洲际大饭店即将开业。尽管很多人都在说成都五星级酒店已经爆棚和过热，他对此并不认同，“成都是一个很有潜力的城市，是一个集中点，全世界人都可以从这里进出，和其他大城市比，五星级酒店数量还是很少。”

　　金沛说，他有一个认识了14年的朋友，是搞音乐的，在成都已经生活了5年，“对一个玩乐队的人来说，经常几个月换一个地方，在某个地方待5年很不可思议，说明他很喜欢成都。”

　　“全球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观，过去都是中国制造，现在已经不同了。”金沛说，他身边移居到成都的外国人都会说，这个城市很包容外来的人和文化。

　　在城市研究者看来，除了个人感受的差异，一个城市的国际化其实也有许多硬指标，如开通国际航班的数量，货物转运中心的能力，是否能为跨国企业员工和外国人提供国际化的生活服务环境，国际知名品牌的教育机构、医疗机构、餐饮机构、健身机构的数量和品质等。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在蓉落户的世界500强企业达252家，其中境外企业188家、境内企业64家。落户成都市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超过半数，稳居中西部城市第一。

　　此外，成都是继北上广之后，第四个实行72小时过境免签的城市，成都71条国际及地区航线数量和10个外国领事馆数量在北上广等传统一线城市之外高居第一。

　　在国际上，对国际化城市有多种分类，既有国际化政治中心城市、国际化经济枢纽城市，也有国际化交通节点城市、国际化旅游目的地城市。而成都对自身的定位是，以经济功能为主的综合型国际化城市。

　　在这个定位下，成都的国际化被赋予更广范围，更深层次的“全域开放”的精神气质，不仅是器物的国际化，更是人文追求的国际化。

　　运营蓉欧快铁的亚欧班列物流公司董事长索飞扬对此感触颇深，“成都的国际化有点像欧洲城市，不在于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在于这里的人，能干、务实、专业，而且会享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