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流转率背后的担忧：失地农民增加
“过去我们一直在建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但新技术推广仍然比较难，为什么？最主要的就是点多面广，推广难度大。”刘玉建认为，目前农业已经到了向市场化、现代化变革的关口。要想提高农业效益、促进农民增收，就必须告别传统的经营方式，与现代市场接轨。这一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规模问题，一定的规模是实行现代经营的前提和基础。
2012年，一场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在界首迅速拉开帷幕。界首市相继出台《农村土地流转奖补资金使用和评审办法》等6份文件，建立了土地流转的政策体系。其中，市财政每年拿出不少于300万元，对设施农业、家庭农场、流转大户、经营主体进行奖补。
有政府支持，刘大卫信心满满准备大干一场，但一开始却遇到不少难题。因为一些农民疑虑重重，不愿意流转土地。
任何改革转变观念都是首要前提。刘玉建发现，真正决定土地流转与否的都是外出打工的人，但他们对政策并不了解。于是，界首市发出15万封《致外出务工经商人员的一封信》，宣传土地流转政策和增收致富的典型，让他们消除误解、放心流转。
由于土地流转涉及千家万户，需要一家一户细致做工作，因此，发挥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最关键。为此，界首市出台奖励政策，对土地流转前6名先进乡镇，分别奖励3万至5万元；对前30名先进村，每村奖励1万元。
“关键看村干部愿不愿意干事。流转是比较麻烦的事，一家一户要协调沟通，外来人不熟悉，纽带就是村干部。”刘玉建说，针对不同情况，界首的基层干部摸索出了租赁、转包、入股、托管等灵活多样的流转模式。这成为驱动界首土地流转快速推进的“加速器”。
为了使土地流转规范有序，界首市建立了农村土地流转信息网，设立市、乡土地流转服务中心19个，村居土地流转工作站163个。统一制定土地流转合同示范文本，规范合同签订和鉴证。同时，积极开展土地流转纠纷调解仲裁，保护流转双方合法权益。2013年，界首市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立案10件、仲裁10件。
在市、镇、村强大政策体系的支持下，刘大卫很快流转土地2000亩，注册成立了当地首家家庭农场。他计划用小麦玉米秸秆作饲料发展养殖业、用牲畜粪便作肥料发展种植业，通过采用先进技术来发展现代有机农业。
“土地流转到我们手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低水平经营，要让每一寸土地都能产生最大效益。”刘大卫告诉《决策》。
高流转率背后的担忧
尽管成了土地流转比例安徽“第一市”，但这样的帽子并没有给当地带来多少光环，反而是不少的挑战。
增加农民收入，只是土地流转带来的诸多效益之一。
“70.3%的流转率是不是适中，究竟一个地区流转率要达到多少？对这个问题我们也正在研究。”界首市市长李磊说。
外界有人担心，在短期内迅速提高流转率、追求土地规模，会不会大量增加“失地农民”，会不会给将来埋下隐患。
李磊认为，流转率是由市情决定的。土地流转在界首比别的地方更迫切，而且必须这样做。因为界首市是安徽人口密度最大的县级市，平原地区适宜规模化经营。且工商业发展较快，就业比较充分，本地务工人员占劳动力20%以上。
界首人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常年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占劳动力比例达40%以上，导致农民惜地心理不重，流转愿望较强。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则为流转提供了基础，界首农机化综合水平达86%，超过全省22个百分点。
在李磊看来，界首农民转移不是土地流转的结果，而是前提条件，他们是看准了机遇、顺势而为。
在界首市大黄镇，冠林公司流转2000多亩土地发展苗木基地。“我们流转的土地，按每亩550公斤小麦随行就市折算成现金，一年一付。农民一亩地一年就有1000多元租金收入。基地还常年雇佣四五百名农民，月薪在1000元到3000元之间，所以周边的农民都愿意把土地流转给我们。”冠林公司负责人肖克路告诉《决策》。
土地流转后的农民并没有成为“失地农民”，收入反而有了较大增加。界首市副市长刘博说，该市50亩以上连片经营大户经常雇佣人员近9000人，日工资30-50元，实现了规模经营有效益、流出土地能增收的双赢目标。201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8384元，增长14.2%，在阜阳地区处于领先位置。
增加农民收入，只是土地流转带来的诸多效益之一。“流转土地的大户，对于农业技术推广积极性非常高。大户们就指望提高产量，在付完农民的流转费用后还有利润。”刘博说，土地流转后的规模经营，有利于先进技术的引进与使用，提高土地产出率。
现代农业“工业生产”
界首市土地流转后的大规模设施农业，亩均投资都在万元以上，2013年总投入多达6.1亿元。巨大的投入让界首的现代农业雏形初现，但高投入必然伴随着高风险。
“附加值高的，投入大、风险也大，一但遇到市场行情变化，可能就要亏本。”人们担忧，随着流转率提高，最担心的是经营风险，会不会危及农业生产的稳定。
对于那些经营大户来说，土地流转只是刚开始，接下来还要面对更多的困难。比如，融资体系不配套、农业保险不健全，加上难以预测的自然灾害、市场变化，使得农业的风险越来越向大户集中。
“不解决大户的后顾之忧，土地流转就可能会出现反复。”刘玉建说。针对土地流转后规模经营风险大的问题，2013年10月，界首市在安徽率先出台金融方案，通过财政补贴部分保费，提高农业保险金额，开展保单质押，财政给予适当贴息方式，化解规模经营风险。
界首市将小麦、玉米、大豆的保险金额分别由原来的270元、250元、170元提高到500元、400元和260元。对农户补交的保费、承担的设施农业保险、保证保险的保费，给予50%补贴；对大宗农作物、设施农业保单质押贷款和保证保险贷款，给予50%贴息。把流转土地连片100亩以上种养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都纳入财政贴息范围，为他们提供担保。
同时，财政按1:1的比例，配套设立农业信贷风险准备基金。界首市还出台《金融机构支持三农考核方案》，把对大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的贷款余额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动态调整对公存款，激励金融机构扩大县域贷款。
目前，界首市规模经营主体参加补充保险4.7万亩，财政补贴保费24.2万元，市农商行授信26户750万元，发放保单质押贷款520万元。
与上一辈相比，刘大卫们的经营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金融、保险等现代经济方式，已经越来越多地进入农业领域，给现代农业带来了活力和保障。
对于土地流转，刘玉建更喜欢用“工业生产”的理念。他认为，农业生产也必须用工业意识来谋划，“土地流转仅仅只是开始，发展现代农业，必须在此基础上，推进思想观念的转变，生产和产出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农业的市场化。”
如何投入是问题
已经有2000亩规模的刘大卫，对于实现他的梦想似乎已经万事俱备。但年轻人特有的冒险精神，让他想再扩大规模。当他把想法向界首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建说时，没想到却遭到了反对。
“不行。你最好先把这2000亩地种好再说。”王建说，对于这样规劝的原因是，去年秋收他突然接到刘大卫电话，收下来的小麦无处晾晒，最后不得不动用“权力”，帮其联系附近工业园区和当地粮站晒场才得以解决，“加上老天爷帮忙没下雨，否则你看他现在还能笑得出来？”
“规模经营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农业越发展，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问题越来越突出。”刘大卫说，以用电为例，供电部门不愿送电到地头，灌溉只能用柴油发电浇地，这一项成本就增加5倍以上。
过去多年，政府对农田基础设施的投入欠账过多，大部分的耕地条件较差，而进入土地流转市场的土地多为偏僻地点。虽然近年来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实施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整理、小农水项目等，但受各项目实施政策的限制，短期内难以改变落后状况，与现代设施农业仍有很大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