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玉堂酱园，位于古运河西南岸，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玉堂酱园由苏州一戴姓船户创办，门面字号为“姑苏戴玉堂”。)

　　(挹江门，位于古运河与小秦淮河交叉口处（今南通西路南侧的古运河北岸），明宣德年间曾在此设立钞关（专门以钞券纳税的机构），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附近逐渐形成繁华的钞关码头。原城门已在近代拆除，2007年采用旧城砖重新垒砌。)

　　(胡继同，1933年生人，15岁开始跟从师傅学做篦子1984年回城以后，自己在竹竿巷附近开了一间店铺。)

　　(周以达，1986年在现“南门遗址博物馆”的位置上开设了自己的画室，2005年拆迁，2009年由政府安排，自费3500元在这间报亭又重开了自己的画室。)

　　申遗，让运河找回尊严

　　申遗成功，对大运河的保护是极大的推动。有文物专家告诉记者，前些年到运河沿岸考察的时候，运河是非常可怜的，很多臭水沟，成为城市的污水排放点。“运河申遗成功，是还给运河以尊严。”但也有专家担心，不适当的保护，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破坏。

　　主笔_潘采夫 实习记者_李湃丰 扬州报道 摄影_刘浚

　　2014年6月，中国大运河申遗团队出发多哈，迎接“命运攸关”的时刻。除了厚厚的资料，他们还带去了两样东西：一幅隋炀帝杨广的画像，一件纪念已故古文物专家罗哲文的T恤。

　　“罗老生前一直为推动大运河申遗奔走， 穿着T恤就表示罗老也到了现场。”申遗团队成员、原中国大运河申遗办公室主任顾风， 在大运河申遗成功那天，穿上了这件T恤。

　　隋炀帝的画像，则是团队另一位成员刘尚杰“秘密”带到多哈的，他想让这位隋唐大运河的开掘者，出现在大运河申遗的现场。

　　6月22日，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此时罗哲文已经去世两年，隋炀帝更是横死了1396年。两位相隔千年的人物，却因为大运河，在异国他乡“不期相遇”，并一同“见证”了大运河申遗成功的时刻。

　　运河三老的公开信

　　大运河申遗的起点在什么时候？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说法，一个是2004年，当时的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苏州世界遗产会议委员会会议上提出要对运河申遗，另一个是2005年底，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三位文化老人向运河沿岸十八座城市市长的公开信。

　　“从我来说，我能够直接地认为，2005年年底开始，我们能清晰地看出随后九年，到2014年6月22日，它一步一步的逻辑过程是没有间断过的。”《人民日报》海外版主任记者齐欣，持后一种观点。

　　2005年12月，古文物专家罗哲文和古建筑专家郑孝燮去杭州开会，和“杭州铜雕”非遗传承人朱炳仁一起聊天。当时朱炳仁在惋惜，他在杭州大运河上建一座桥的项目流产了。郑孝燮说，这座桥建不成，但可以搭另一座桥：运河申遗。

　　罗哲文是最早推动运河申遗的专家之一，但由于运河体系太过庞大，牵涉到太多部委与省份，一直收效不大。在杭州，罗哲文问齐欣，怎么能够推动运河申遗这件事。“在申遗这件事上是罗老牵头，罗老就是推不下去了，但老头就是执着，就用了一个办法，逮谁跟谁说。他跟我说，他说你干这行的，你干这行就想想办法。”身为媒体人的齐欣深谙“炒作”之道，他帮三位老人出了个主意，给运河沿岸城市的市长写公开信。

　　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三位老人开始起草公开信，由罗哲文拟定，齐欣执笔。齐欣向记者展示公开信原件，信上有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记者注意到，罗哲文删去了公开信中“打破僵局”四个字。“因为他觉得太刺激了，”齐欣笑着说。

　　在草稿中，三老排名本是按年龄排列，已年届90的郑孝燮居首，82岁的罗哲文次之，61岁的朱炳仁居后。但郑孝燮用笔在三人姓名上画了修改符号，让对运河申遗着手最早、付出最巨的罗哲文居首，把自己放在第二的位置。

　　修改完毕的《关于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信》，寄给了运河沿岸18座城市的市长，并由齐欣发给新华社。公开信引起了巨大反响，运河沿岸城市、文物部门、全国政协纷纷跟进，大运河申遗的序幕正式拉开。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写公开信的时候，申遗的还是“京杭大运河”。

　　也由于这封信，罗哲文、郑孝燮、朱炳仁被尊为“运河三老”。

　　当年年底，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大运河申遗就成了热门话题；2006的全国“两会”上，58名全国政协委员响应“三老”的呼吁，提交了“大运河审议提案”。很快，国家文物局牵头，联合沿线35座城市，组织了50多人的运河考察队，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往杭州走。

　　“为什么往杭州去呢？”顾风解释，因为已经策划了一个关于运河申遗的杭州会议，从北向南走大运河既是考察，也是造势。“大运河是一个代表国家民族身份的遗产，它的象征意义和长城一样，所以才能这么大的关注。”

　　2006年12月，大运河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07年，扬州成为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的牵头城市。同年，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在扬州揭牌。

　　发表公开信的2005年，被称为运河申遗元年。

　　不适当的保护也是破坏

　　今年6月22日的多哈世界遗产大会现场，运河申遗项目在大运河申遗办公室副主任姜师立的讲述中，颇有些一波三折。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收到40个申遗项目，其中中国有3个，大运河、丝绸之路、南方喀斯特地貌。运河申遗团队得到的消息是，大运河可能要补充材料，明年再报。

　　在等候的过程中，还发生了“加塞”现象，第一个加塞的是日本的丝织厂遗址项目，这个项目通过了。随后，又有5个项目加塞，大运河被推到了第二天。

　　6月22日下午，大运河项目接受审议，世界古迹遗址理事会的专家负责介绍大运河项目，给出的意见是“补充材料”，而中国的目标是“立即列入”。最后由于多国代表的支持，主持人当场宣布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

　　中国大运河共计27个河道遗产段、58处遗产点，总长1011公里的河道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运河是中国唯一仍在“活”着的线性遗产，上千公里的河道流经8个省，由几十个部门交叉管辖，综合协调十分困难。据大运河申遗办公室专家谢青桐介绍，申遗办公室是一个执行部门，负责协调管理的是由国务院成立的“省部际会商小组”，包括8个省及交通部、水利部、南水北调办公室、环保总局、国家文物局等几十个部门，组长由文化部长蔡武担任。

　　申遗成功，对大运河的保护是极大的推动。谢青桐告诉记者，前些年到运河沿岸考察的时候，运河是非常可怜的，很多臭水沟，成为城市的污水排放点。现在再去看，已经基本整治完毕，所以说“运河申遗成功，是还给运河以尊严”。

　　凡参与运河申遗的人，都知道江苏镇江毁运河文物的悲剧。镇江是运河名城，古代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地。2010年，镇江双井路一处楼盘开工，那个地方正是历代漕运粮仓所在地，在楼盘地基下，发现了十余座古代粮仓。在国家文物部门严令停止的情况下，开发商继续施工，8座粮仓被毁，明清时期的京口驿、古运河河道也遭到破坏。记者到当年的施工现场寻访，草坪上插着“文物保护现场”的牌子，文物却已荡然无存。只在两面墙上，开发商用文字讲述自己是如何积极“保护”文物的。

　　由于这起损毁文物的恶劣影响，镇江被从运河遗产点名单里踢了出去。

　　济宁是运河上的重要城市，清朝时期的河道总督府所在地，济宁竹竿巷是闻名的运河商业区。当年漕运繁盛时，南方的漕粮船也带来了大量的南方竹子，竹竿巷的名字即由此而来。

　　“十来年前，竹竿巷还都是明清老房子，电视剧《武松》在这儿拍的，根本不用人工搭景，全拆了，都成了仿古建筑。”在竹竿巷口、运河桥头摆摊卖菜刀的“朱大刀”告诉记者。

　　“确实有这回事，”济宁大运河申遗办副主任(现已改名“保护办”)高秀丽证实，当年文物局有一批人，为保护这条老街向政府争取，但最终没有办法，拆了。“那时候观念落后，现在知道保护了，房子没了。”提起竹竿巷的破坏，高秀丽也惋惜不已。

　　齐欣曾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我们有一个项目，私下里在做，叫罪恶名单，注明什么时间地点，谁去拆了文物。后面还有一栏，当时是哪个书记在任上。”

　　运河申遗成功之后，类似明目张胆的破坏难再发生，但不适当的保护，也可能成为一种变相的破坏。

　　在运河保护方面，扬州着手比较早，也注意保护沿岸文物。但将运河岸边的居民迁走，把运河改造成景观带的常用保护办法，以及渡口附近东关街的改造，也有人持不同看法。在南门遗址附近，一个肖像商店的画师抱怨运河失去了活力，“要有人，有生活气息，运河才有生命。你在河边装上栏杆，老百姓远离了运河，那还叫运河吗？”

　　对于让运河成为景观河的做法，齐欣提出了“风貌说”：“不能按照一个建筑的本身改变，判断它对不对。没准建筑本身是一个文化遗产的点，它本身没变，但是加起来的风貌变了。就是文物和风貌，文物是一个点，风貌是文化遗产。比如丽江，为什么我们不喜欢丽江？它的真实性不在了，它的风貌不在了。比如说乌镇，有些地方一点没变，保护得好，但是它往西扩，往东扩，挂羊头卖狗肉，风貌变了，你还想申遗？对于遗产，你可以改造它，但你要有个标准，关键现在就是这个风貌的标准没有。”

　　“运河三老”之一朱炳仁曾提出一个“零保护”概念，在运河沿岸某一块地域，任何人都不能进去干预，完全以自然的自生自灭的形态保护起来。“零保护”其中包括“零使用保护”，比如一部分运河边的“原住民”，根据他们的意愿留存，保留原貌不动；也包含“零发展保护”，对运河边的老房子、航运等，不要离开他们原来的功能，不要成为旅游景观或休闲场所。

　　按照朱炳仁的保护标准，上千公里的大运河沿岸，真正符合条件的已寥寥无几。“现在急需对大运河保护立法。”正在做遗产传播方面研究的齐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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