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马志 尹义男 本报记者 吕博雄
前不久，雾霾席卷全国。在黑龙江，被视为雾霾祸源之一的秸秆焚烧问题，又一次摆上台面。
政府一方祭出史上最严的“禁烧令”，而农户一方却屡屡有人“不买账”，依旧焚烧了事。政府、农户和企业，如何通过秸秆综合利用，使这场博弈转化成“多赢”局面？
近日，黑龙江省政府出台的改善大气质量方案，严厉程度超出以往。其规定：“哈尔滨市、绥化市、省农垦总局辖区全域”、“城镇建设区(包括县城)周围10公里；机场周围15公里”、“沿高速公路两侧各5公里，铁路两侧各两公里，国道、省道公路干线两侧各1公里”均为秸秆禁烧区。
为了落实上述“禁烧令”，黑龙江省召开了两位省委常委、两位副省长共同出席的高规格相关工作会议，并动员各级政府的环保、公安、农委等十余个部门联动“禁烧”，还罕见地出动无人机，巡视野外秸秆焚烧情况。
“史上最严”的内容不止于此。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同时规定，对辖区或禁烧区没有出现火点的地方政府，予以奖励；对禁烧区内出现火点的地方政府，进行追责。
然而据记者了解，在政府规定的禁烧区内，焚烧秸秆现象仍屡禁不绝。
环保部依据秸秆焚烧火点卫星遥感监测通报显示，10月6日～10月12日这周，黑龙江的可监测火点仍然很多。记者也调查了解到，在哈同高速同江至富锦段，不时能看到露天焚烧秸秆的场景，在车里，也能闻到秸秆焚烧后的味道；哈牡高速海林至哈尔滨段沿路，也能发现不少露天焚烧秸秆的现象。
最严“禁烧令”为何难以根除秸秆焚烧这一久治不愈的“顽疾”？
从农户的角度出发，“禁烧令”的出台，确实给他们造成某种两难困境：就地焚烧秸秆，违反政府禁令；不烧的话，秸秆就会腐烂在地，影响来年的耕种。
记者了解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家用电器煤气日益普及，农民对柴草的需求量在下降；秸秆处理的成本太高，机械收割留茬较高，影响下一季农作物的播种；而焚烧产生的草木灰，的确是一种肥料，可改善土壤墒情。
绥化市兰西县泉河村村民庞国泰，就处着这种“两难”中。庞国泰种了50亩玉米，为避免秸秆影响来年耕种，他往年都是就地焚烧，但今年不行了，“听说见到冒烟就罚钱”。而他若要雇工运出秸秆，人工成本又让他怵头，“一个劳力一天就要100多”。
秸秆的综合利用，无疑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出路。
然而，据黑龙江省环保厅副厅长李北松介绍，秸秆的转化和加工，目前存在着“市场化程度”和“技术普及不够”两大问题。
比如，用秸秆做沼气原料，一个沼气池至少要花费三四千元，让农民望而却步；若是用作回收草料，则价格太低，卖给那些养牛大户，才几分钱一斤。
今年，在史上最严“禁烧令”下，黑龙江省宾县的龙能伟业燃料有限公司，成为省内树立的秸秆综合利用典型。
该公司将收集来的秸秆和生活垃圾中的有机质、畜禽粪便，混合通过厌氧发酵生产沼气，再经过提纯生产生物天然气，直接进入城市燃气管网；还以玉米秸秆为燃料，生产生物质锅炉燃料。
今年，该公司投资了300万元购置五套秸秆打包机，在宾县建立秸秆收集储运基地，并与当地签订协议，由政府提供每亩20元的秋翻地补贴。该公司总经理助理陈林华介绍说，通过这种模式，农民既得到“免费翻地”的好处，又能“就地出售”秸秆获利，而企业也将收集秸秆的成本，从240元一吨降到150元一吨。
除了这样的单个企业创新外，黑龙江省今年9月还成立了龙江秸秆综合利用联盟，致力于打造基于秸秆制油技术的循环经济模式和高效农业方式。
龙江秸秆综合利用联盟理事长、东北林业大学生物质能技术工程中心主任王述洋告诉记者，联盟将建立惠农经济园区示范点，联合众多致力于秸秆综合利用的相关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把园区打造成国际流行的“虚拟企业”——即松散而高效的联盟。希望既解决秸秆焚烧问题，又能为农民增收。
“(惠农经济园区示范点)预计每年将两万多吨的秸秆通过深加工，产生1万多吨生物燃油，外带5000吨生物碳，1年可实现2000万元销售利润。秸秆最终几乎100%全效利用。”王述洋说。
在李北松看来，尽管黑龙江一直在探索秸秆综合利用的新途径，但目前困境仍然是——市场化不够，需要大企业参与，建设更多处理设施。
“每年黑龙江省会产生近6000万吨秸秆，理论上说，能够生产3000万吨生物燃油，大约相当于1005万吨的石油。” 王述洋说，“但目前得到综合利用的秸秆，非常有限。”
(原标题：黑龙江出台史上最严“秸秆禁烧令”)
编辑：SN1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