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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河 二月河

  “写官场就是为了告诉别人,究竟当官是为了什么。前呼后拥、光耀门庭,不是最高的收入。体现自我价值,才是最高境界。”

  “为什么让领导“好好过日子”?就是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要,不能欺负人,要能忍受,不要捞非分的钱,这是我做小官的爹娘从小对我的教育。”

  □晨报特派记者 言莹    河南南阳报道

  自从上了中纪委的“聆听大家”访谈,作家二月河的生活又忙碌了起来。

  如今,他每天都会接到很多通电话,不是政府部门请他参加反腐会议,就是记者来电请他谈谈反腐。这对于一个曾经中风过,又受着糖尿病拖累的老人来说,负担有点儿大。

  “我是个作家,我不是反腐专家。”他坐在自家的书房里,强调说。

  在二月河看起来,作家的本分还是立言,讲反腐,说穿了是想要官员“好好过日子”。有一次,二月河去山西参加廉政活动,当地官员请他题字,他就题了“好好过日子”五个字。“但是很多非常聪明,非常了得的人,就是不懂这五个字。要是懂得这五个字,何至于进去啊?”

  晨报记者插了句话,“他们也许不仅想好好过日子,还想过好日子吧。”

  二月河把眼睛一瞪:“过好日子,也不用一亿藏在家里啊,要那么多钱干吗?”

  ■在河南南阳的平常日子

  我谈的都是我自己的见识

  我感觉我谈的都是很一般的东西

  11月15日周六上午,河南南阳市刮起大风。卧龙区政府大院儿铁门紧锁,旁边的小门口坐着两名哨兵。

  晨报记者自报家门,并表示要找二月河老师。保安给二月河拨通了个电话,然后示意:“来,登记一下。”登记本是一本泛黄的小簿子,上面显示二月河的访客最多。

  在区政府大院儿里,隐藏着一个小小的院落。外面是窄巷、砖墙、爬山虎,里面是小楼、水池、藤萝架。一楼书房兼会客室,挺大,只是略显凌乱,几乎没有任何装修。一切都透出上世纪80年代的气息,这就是作家二月河的家。

  老伴带路进屋,二月河端坐在书房内的椅子上,穿着黑底红龙纹的薄袄子,托着一缸茶,准备就绪。

  现在的二月河已经不写作了。当年“落霞系列”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还剩10万字,他就构想写“陨雨系列”,讲第二次鸦片战争,东西方文明碰撞,“我们的文明失败了,碰得粉碎,犹如‘陨雨’般壮观坠落”。

  不料突然中风,“陨雨系列”就此作罢。

  现在萦绕着二月河的,都是社会工作——人大代表、党代表的调研视察,很丰富;作为郑州大学文学院院长,他还会和大学生们沟通。

  但是中纪委的“聆听大家”访谈又把他推到风口浪尖。他似乎又回到了写《乾隆皇帝》的日子里——写乾隆的那段日子,他患上了脑血栓和糖尿病,络绎不绝的记者、访客也让他应接不暇。还经常有人找他谈反腐,每周最少有两三个邀约,但他参加的不到十分之一。“我身体状态实在是不太好,那些机关单位的事儿力不能及,我也出不了远门,离得太远。”

  “还有像你这样的记者,很执着,《南方人物周刊》 也很执着,找了我四五次,推不过去,就让他们来了。”二月河说话喘息声很重,肺也不好。

  “我的年纪大了,身体不行,眼睛也看不清了。”二月河说就像马拉松有终点线,自己快到终点了。“而且我感觉我谈的都是很一般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见识。我不是历史学家,反腐专家,我就是普通民众、作家。”

  回忆与王岐山的反腐对话

  所谓“高薪养廉”主张,并未得到历史经验支持,建议从机制上解决问题。

  这样一位封笔的老人,缘何会成为“反腐名人”?这要从二月河和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打过的三次交道说起。

  2002-2003年,王岐山任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时,专门和二月河取得了联系,询问河南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并邀请二月河前往海南参加文化建设发展的会议,给出出主意。

  “他很儒雅,历史知识丰富,很重视文化工作,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二月河回忆说。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期间,二月河是列席代表。会议间隙,二月河在走廊上遇到刘源(刘少奇之子),两人正握手寒暄,王岐山从旁经过,刘源就拉上二月河,向王岐山介绍。“当时王岐山笑着说,我们很熟悉,不用介绍啦。”这是两人的第二次会面。

  今年3月7日,王岐山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当时,人大代表二月河做了审议发言,从历史角度谈了反腐倡廉的问题。

  “河南代表团前一天晚上通知我,王岐山要来这个团参加讨论,让我准备发言。既然他来,我不说反腐说什么?他就是管这个的。我眼睛不好,也没有准备讲稿。第二天会上,我排在六七个发言人后面。每人规定10分钟的发言时间,结果前面的人都超时了,我心想可能轮不上我了,总算饶了我。可省委书记说,下面,别的同志都不用发言,就请二月河说说。我就谈了关于反腐的一席话。”二月河说。

  当时二月河讲了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当前的反腐力度,他用了“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16个字形容,并称遍观《二十四史》,当下的反腐力度是最大的。“《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大,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二月河举了朱元璋的例子,贪官要剥皮,还特设了剥皮手、剥皮厅,刑罚是历史上力度最大的,但关注层面仅仅是官员层面而已,老百姓不关注这事儿。“现在呢,谁落马了,马上成为话题。官员高度紧张,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

  二月河还说,所谓“高薪养廉”的主张,并未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建议从机制上解决问题。“宋代官员的工资是汉代官员的10倍,是清代官员的6倍,但他们是最腐败的。”

  “我写的书里有雍正的反腐内容,我对历史上的反腐有一些认识,因此我建议我们可以借鉴历史经验,把古今清廉之士的故事编成教科书,让诸葛亮、海瑞、包公、焦裕禄这些廉洁奉公的历史人物,成为天下官员的楷模。”

  王岐山则用“知音”作为回应:“二月河的意思我听懂了,因为我了解他,比他了解我多。他写的‘帝王系列’我认真看了。看了他的书,就能读懂他。知音是什么,知音是通过听音乐就能听懂作曲人想要表达什么。”王岐山表示,反腐败要一年一年地坚持,把反腐倡廉一抓到底。

  在代表团审议时,二月河还说“第一次见王书记时,我不知道后来王书记的官会做得这么大。”全场一下子笑了,王岐山也打趣地问二月河:“没想到我做那么大?在你二月河笔下,我这个官又算什么呢?”

  ■成为“反腐作家”的日子

  因反腐论述,又红了一把

  要让官员对人民的事业有敬畏感,对自己的工作有担当。

  今年7月份,一群人扛着摄像机,来到河南南阳这个爬满青藤的安静院落。他们是中纪委的,请二月河作为嘉宾参加“聆听大家”系列访谈,这也是“聆听大家”的开门之作。

  “为什么会找到你?”记者问。

  “中纪委没说,但我猜,是和我人代会上的发言有关。”

  于是,长久没有作品问世的作家二月河,因为其对反腐败的论述,又在公众视野里红了一把。

  其实二月河讲反腐还是有一套的,比如他讲“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面”,这句话说得很对,但是笼子的钥匙在谁那?钥匙要放在人民群众的手里面。如果权力关在笼子里,钥匙还在官员手里,那等于没用,笼子的钥匙要放在舆论监督和人民的手中,让反腐败更为公开更为透明。这就是要让官员对人民的事业有敬畏感,对自己的工作有担当。要让他们有一种意识,民生即是天心,如果民生搞不好,天怒人怨,那还能做得下去吗?这样他就会格外小心。

  “在人民监督方面,我们党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通过新技术、互联网这种手段,比如通过我们中央纪委的网站实施监督,民众的介入度是空前的。过去不可能有这么多渠道,顶多就是写写信,现在很方便就可以把自己的意愿反映出来。可以说,这是我们中央顺应民意,也可以说是老百姓利用科技手段创造出来的这么一个结果。”

  二月河拿历史上的反腐制度放在当下讲,“雍正的时候有密折制度。这种制度是官员向雍正反映情况,他们不一定光说负面的问题,还可以讲琐事,比如那个地方天气如何,收成如何,官员出了什么笑话,他都要给雍正汇报。如今,要了解情况,领导干部需要交一些基层朋友。这些基层朋友给你反映的问题也不一定大,就是把真实的情况反映给你,作为制定政策时候的一种参考。像这么一种党与群众的联系可能会使中央进一步耳清目明,再加上互联网,人民通过网络跟领导进行相对直接的沟通,这些对有效监督都有所裨益。”

  把腐败问题比做糖尿病

  腐败不会导致速亡,但腐败能导致必亡。

  “在中纪委的访谈后,很多网友吐槽作家反腐是纸上谈兵,调子唱得太高,你怎么看?”记者问他。

  二月河乐了,“网上谁会没有负面消息,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儿。作家的见识也不见得全面,有些负面的消息可能是对的。这是正常的现象,人在观察事物的角度、思考深度、观察问题的思维方式有不同,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我有,我相信后边访谈的作家也有。这是言论、思想开放的社会现象,是个好事情。都千篇一律赞同,那就不对喽。”

  他说,说他调子高,主要就是那句“现在的反腐力度读遍《二十四史》都找不到”。“我觉得是这样的,一是从我们的中央对反腐的重视程度,对腐败的决心之大,中国历史上没有。二是广大人民群众,全体老百姓关注程度,上到高官显贵下达普通民众,对于中央的反腐表示强烈的关注,这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三是对于腐败分子的震动程度也是历史上没有的,不能用用刑、杀人多来衡量。说我调子高的人里面,没有专业历史学家。如果有专业历史学家,我可以跟他们切磋一下。一般的人,我想都是朋友,有不同意见很正常,应该说是友善的。”

  记者又问,继他之后,冯骥才、陈忠实又先后走进中纪委的访谈室,似乎是他开了“作家反腐”的先河。“作家与反腐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要把那么多作家请过去谈反腐?”

  二月河搓着双手,“好多人都来问过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得问中纪委。”隔了一会儿,他又说了一句,“我想,因为作家关注的社会层面多,观察、学习要比其他行业深刻,所以能谈吧。”

  二月河还把腐败问题比做糖尿病。“我在几个场合一直对干部这样讲:腐败不会导致速亡,历史上没有这个效应,但腐败能导致必亡。满军入关的时候,只有8万5千兵力,吴三桂在山海关的驻军是3万5千人,合在一起就是12万人。汉族的兵力是多少呢,李自成的铁骑部队有100多万,加起来汉族的武装力量在400万人以上。可是12万人打400万人,却如入无人之境。为什么,因为你腐败了,400万人也就是一堆臭肉,不腐败,12万人也能变成一把剁肉的刀。崇祯皇帝最后是什么样子呢?只能跑到景山自杀了。这些历史的细节真切地告诉我们,腐败与每个人都有关联。不是说某人因为腐败被抓去了才有关联,那只是在来早与来迟之间的差别。到了某一天,腐败蔓延至全社会,‘社会糖尿病'的并发症整个发作,你说你往哪里逃?毛泽东同志讲过,崇祯不是个坏皇帝,可是在那样的情况下,他又有什么办法呢?所以说到了那一天,大家知道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人清醒是需要条件的。很多人清醒是在大祸临头时,在东窗事发时,在接受调查时。到那时清醒还有什么意思,错误已经铸成。”二月河说。

  ■不想当官的日子

  相比反腐,更愿探讨如何为官

  人生基本的诉求得到满足,不需要通过做官解决问题。

  在访谈过程中,二月河反复强调自己不是反腐专家。只是在二月河身上,可以看到浓浓的传统文人的气息。自古以来,中国文人都有很强烈的“立言”的使命感。而二月河即使在封笔许多年之后,仍以病羸之躯,出来讲反腐,分明是对这个时代仍有强烈的责任感。

  而且,相比反腐,他更愿意探讨的,是应该如何为官。

  “说老实话,过去我想当官。我父母都是共产党小官,我想当个比他们大的官。”二月河的父母是中共山西省昔阳县武委会主任和妇联主席。“小时候父亲对我说,学薛仁贵,顿餐斗米,为国家出力卖命。我觉得这种教育是正能量吧,挣自己的功名。”

  但二月河最终没有当官,而是专注于记述清朝的官场、政治。“写书是写书,人生经历是人生经历。没入仕途是因为个人经历不允许,而写官场小说,是在学历史的过程中,运用这些历史知识,对中国历史政治,谈自己的一些感受,通过一些艺术手段加工,写官场制度和社会制度。我不会光写官场,也写战场,也写普通民众生活。但写书无法回避官场,为什么要回避,当胆小鬼?应该如实把中国政治情况如实告诉民众。”

  但写着写着写出了名,反倒是有机会实现小时候的抱负。2001年,河南省委组织部曾想请二月河出任文联常务副主席,他一口回绝:“我要享受副厅级待遇干啥?你那兜里揣着的名单里,不知有多少人想争这个位置。我反正不争。如果我去了,文联只会多一个领导,却少了一个作家二月河。”

  从科级直接升到厅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拒绝的。“一个人一个思路。”二月河说,“我在40多岁时就在心里暗暗立誓,不做官。因为我觉得没有意义了,这年纪,不能像薛仁贵一样为国家出力,做不出名堂。但写书能写点什么出来。我有工资、稿费,当官什么意思呢?能有车、有房,受到社会的尊重?我写了书,社会尊重我有了,出去虽然没车,谁请我去都会有车来接我,你看我的房子,也够住了,要那么大干什么,晚上睡觉躺下2平方米最多了。我的房子是政府的,我每月交房租给它,我自己没房子。人生基本的诉求得到满足,不需要通过做官解决问题。”二月河觉得一个人就应该承载自己承载得了的东西,就像现在他坚决不肯承受这“反腐专家”的盛名。

  严格区分书中官场和现实官场

  雍正谈到,当官不廉根本就是个罪人。

  二月河严格把书里的官场和现实中的官场区分开来。“中国的官场,在封建体制内形成了相对比较完善的结构,这个结构有落后、黑暗的东西,也有值得借鉴的经验。比如弹劾制度,早就形成了很严密的体制机制。同时,这种官场政治,也体现了文化的灿烂,非常璀璨、迷人。我试图通过写我的书,把文化和文明的、社会和人生的,各方面的利弊尽可能展现。”

  最最重要的,写官场是为了能告诉别人,究竟当官是为了什么。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的《夜叉国》 中谈到“什么是官”,答道“出则舆马,入则高堂;上一呼而下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这话我和一个军长说过,你出来前呼后拥,不是爹妈给的,是官位给你带来的,你怎么把这个东西不算你的收入呢。拥有这样的地位,父母因为你是省长感到光荣,同学、朋友夸夸其谈,这难道不是你的收入?”二月河说。

  “当然,前呼后拥、光耀门庭,这还不是最高的收入。为了体现自我价值,才是最高境界。像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死可以啊,换来在青史上留名。我当官,我的父母、朋友、同学引以自豪,这是当官的最高收入。拿吃、拿穿是最低档的收入。”二月河说。

  他想了想又说,“当然,讲这个,可能又有人说我调子太高。那讲个调子低一点的:当官不贪,是最基本的底线。雍正谈到,当官不廉根本就是个罪人,是有没有资格做个正常人的问题。”

  “好好过日子”,寄语领导干部

  真正懂得好好过日子,纪委找你干什么?

  七八年前,一次在山西讲完课,一些地方领导请二月河题字,他就题了五个字:“好好过日子”。今年7月,中纪委访谈时,中纪委请他题字,又是“好好过日子”这五个字,寄语领导干部。

  “为什么我给领导干部题这五个字?就是不是自己的钱不能要,不能欺负人,要能忍受,不要捞非分的钱,这是我做小官的爹娘从小对我的教育。官员们要是最基本的道理懂了,就不贪了。所以我说中国现在是在最基础的教育上出了问题。真正懂得好好过日子,不养情妇,不折腾女人,不捞不该捞的钱,纪委找你干什么?找你谈什么?就像我在人代会上跟王岐山说的,非要到东窗事发时,大祸临头时,宣布双规时,到那时候清醒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二月河,眼神有些凌厉。

  采访结束后,一个细节让记者难忘,二月河的书桌桌布满是墨迹,毛笔、墨汁、颜料、砚台占了一半的地儿,房间一旁的沙发会客区,正对面墙上挂着一幅字“访客诸友,君子之交如水,秀才人情似纸,吾性淡泊远市,不耐尘嚣,友客莫说人事,更宜宦途黜深者,请免开尊口。”只要访客来了一坐下,这幅字就清清楚楚地呈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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