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检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最高检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办公室主任张本才 最高检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最高检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办公室主任张本才

  最高检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最高检新闻发言人、办公厅主任兼新闻办公室主任张本才接受新京报专访时表示,在最高检工作报告起草修改过程中,曹建明检察长亲自修改报告30多次,常常改到凌晨一两点。同时,最高检工作报告始终贯穿问题导向,报告中提及6个方面的问题,全都是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没有找客观原因。

  新京报:今年最高检工作报告的起草过程是怎样的?

  张本才:今年元旦之后,最高检就启动了工作报告起草工作,到3月12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历时两个多月。

  就检察机关的文稿起草而言,这个报告的起草工作是历来规格最高的。今年仍然是曹建明检察长亲自主持,胡泽君常务副检察长具体负责。曹建明检察长对报告起草的指导思想、框架结构、重点内容包括语言风格、表述方式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我们要报告的不仅是最高检自身的工作,而且也是全国3000多个检察院20多万检察人员一年的工作。可以说报告收集了全国检察机关一年的主要亮点、典型案例,集中了全国检察机关的智慧。仅收集的各地、各部门的材料,就有2600多页,摞起来半尺高。

  新京报:此次报告的起草过程中都听取了哪些意见?

  张本才:曹建明检察长非常注重听取各方面对检察工作的意见建议,去年一年召开各方面的座谈会35次,报告起草工作开始后,又亲自带领起草组的同志,先后到福建、湖南、广东、上海主持召开7个座谈会,就检察工作中的一些重点问题进行专题调研,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检察工作思路。

  新京报:从初稿到最后的定稿修改了多少次?

  张本才:今年的报告,从初稿到最后形成定稿,有50多稿。修改的次数是近5年最多的。曹建明检察长作为报告人,不仅提出修改意见,而且亲自动手改了30多次,从2月初开始,基本上是一天改出一稿。他白天政务非常繁忙,主要是晚上改,常常改到凌晨一两点。春节期间他也改了两稿。2月11日,曹检察长还在河南召开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专门听取对报告的修改意见。对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建议,曹检察长都逐条亲自研究,并要求我们起草组认真吸纳。

  报告引用“呼格案”等21个案例

  新京报:今年的最高检报告在文本上有哪些亮点?

  张本才:今年的报告除正文外,还有5个附件:一是有关用语说明;二是2014年检察工作有关数据图示;三是检察机关加强案件集中管理有关情况;四是检察机关案件公开系统四大平台;五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两微一端”新媒体平台。往年一般只有前两个附件,即用语说明和业务工作的数据图示。今年增加了3个,在附件2中也增加了几个数据图示,同时在形式上也进行了一些创新,以便人大代表更直观地了解有关检察工作的情况。

  新京报:报告如何凸显“问题意识”?

  张本才:报告始终贯穿了问题导向。曹建明检察长和最高检党组问题意识非常强。在起草报告时,曹建明检察长要求我们深入研究和解决问题,强调总结工作不能就事论事,要阐明为什么,特别是查找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要实事求是、坦诚务实,真正把问题找准。大家可以看到,今年报告总结工作部分,出现了不少“针对”,就是为了阐明开展这项工作的由头。在总结之后,报告用了半页多的篇幅,报告了6个方面的问题,全都是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没有找客观原因,这也是最高检党组从严治检的具体体现。

  新京报:运用很多数据出于何种考虑?

  张本才:注意用数字反映工作、用数据支撑观点,是最高检工作报告的一个传统。今年报告中共有99个数字,而且今年数字摆放的位置与往年相比还有一些区别,我们尽量把检察工作的一些核心数据都在每部分开头突出出来,便于代表第一时间直观了解检察工作总体情况。

  新京报:出现大量案例是今年的新变化吗?

  张本才:今年的报告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充分运用案例,全文共21个案例。比如报告点到的葛兰素史克行贿案,周永康、徐才厚、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金道铭、姚木根等省部级以上干部犯罪案,北戴河供水总公司总经理马超群案,刘汉刘维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呼格吉勒图故意杀人、流氓案”等等,绝大多数都是媒体广泛报道、老百姓熟知的。运用这些鲜活实在的案例,通过讲故事的形式,不仅佐证了检察工作的成效,也增强了报告的可读性、生动性。

(原标题:21案例99个数字增强报告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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