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3月18日18:12 《廉政瞭望》

  封面报道

  新时代的“洋五毛”

  策划人: 曾晖

  有一批老外,他们关心中国事务,钟情中国文化,惊叹中国的发展变化。他们活跃于中国的社交网络,不吝赞美之词描绘中国,又以“现身说法”的方式揭短西方。

  尽管招惹非议,呛声从未断过,甚至还被骂为“洋五毛”。但他们我行我素,乐此不疲,正逐渐成为一股网络舆论中的新锐力量。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成为他们的粉丝,人们惊呼:“一批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自干五’,这是什么精神?”

  不管是“真五毛”,还是真学术,不管你位于“奇石”的哪一端,亦或你探讨的是“正能量”中国,还是“负能量”中国,引致的关注和眼光,都将一直持续。

  走进“具体”的中国

  文_本刊记者 刘霄

  美国非虚构类作家何伟将中国比喻为一块奇石,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样子。在中国快速崛起的进程里,西方社会眼中有关中国的镜像复杂万千,有类似于何伟、欧逸文这样的作家,走入“具体”的中国冷静旁观,也有西方媒体“远观式”的负面评论。

  令我们格外注意的是,一些西方人士走入到中国语境,他们倾心于“中国式”道路的成功,或直接参与中国的社交网络,传播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见解;或进入中国的高校从事研究教学工作,在学术界发出力挺中国的声音;或抓住这个变革中的国度,出版与中国有关的书籍,在意见市场上为中国“背书”。

  “国家队”与“个体户”

  前NBA篮球运动员,美国人马布里在去年国庆,发了这样一条微博。

  “我骄傲,中国,65岁生日快乐,能成为你的一部分,我骄傲!”还附了一张自己在人民大会堂里微笑站立的照片,红色的锦旗和鲜明的国徽,更映得这个美国大黑个儿的显眼。

  作为CBA的外援,网友们纷纷出来起哄:马布里也是蛮拼的,是史上最称职的外援,快给他北京户口。

  像马布里这样热爱中国并供职于中国的,不只在体育界。

  一些被称之为“洋五毛”的外籍人士,加入对中国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与公知们对垒唱反调,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英国人罗思义(John Ross)便是其中很典型的一位。

  这位在新浪微博上被认证为前伦敦经济政策署署长的英国人,拥有51万的粉丝,在互联网世界里可以算作“中V”,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学院的高级研究员。

  在人大重阳官网的介绍中,该机构是一所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聘请了多名外国的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研究员。人大重阳还雇佣了第一位全职在中国智库工作的美国人欧永鸣。

  虽然在具有国家背景的机构里任职,罗思义可不是一位安稳坐在书房里的“出世”学者,可以说他是一个颇爱凑热闹的外籍人士。

  罗思义在微博上的节奏是,一天至少发七八条微博,还分了中英两个版本,话题从中国经济到政治体制,从香港“占中”到实现中国梦,从支持偶像李宇春到晒英国美食。当然,少不了和公知们的较劲。

  去年,关于香港的一条微博,可能是他在中国互联网里,赢得最大的一次关注。“英国在其统治香港的150年间从来没给过港人真正的民主,也从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特首普选。英国政府现在发表这些虚伪的外交辞令,完全是在煽风点火。”

  这条微博还配了一张应景的照片,是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迎风飘扬,因正值香港“占中”事态升级,该微博被迅速转发,获得了20多万转评,支持叫好的人占了绝大多数。

  他博客的文章多数内容是在力挺中国,如“中国人权记录世界最好”、“邓小平是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共产党领导。”

  与罗思义一样,一些外国学者,在具有中国国家背景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任职,浓重的中国色彩,在他们的学术生涯中铺展开来。

  在清华大学研究新儒学的加拿大人贝淡宁,被美国《外交杂志》形容为“中国的辩护士”;美国独立金融分析人士何思文,也在四月网上开设专栏,为中国政府开药方——“外媒专业黑中国怎么破”; 哈佛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认为毛泽东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打下坚实基础,这让中国的拥毛派们欢呼雀跃。

  外国人在中国互联网江湖里评述中国,有罗思义这样具有国家背景的专家,也有一些无组织的“个体户”。如有一些同样被打上“洋五毛”标签的外国人,德国人雷克、日本学者加藤嘉一,在互联网社交空间里,他们甚至比“国家队”的“洋五毛”们还要活跃。

  前赴后继来中国

  马布里和罗思义这样的外籍人士,从来都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在中国某著名的左翼论坛,美国学者阳和平发表过演讲,“中国崛起,争霸还是反霸”,一口流利的中文,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世界形势,“毛主席说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被称之为美国“红二代”的阳和平,背景很特殊。父母都是抗战年代在中国生活的美国人,也就是中国政府认定的“白求恩式”共产主义友人。从小在中国长大的他,经历过大跃进、文革、上山下乡等重大历史节点,对中国有着不同常人的理解,他曾坦言很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平等。

  同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曾是英国共产党理论刊物《今日马克思主义》编辑。饱受争议的畅销书《当中国统治世界》就是他的作品,作为一名中国道路的欣赏者,对西方文明的厌倦,让他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

  在被戏称为“洋五毛”的外国人士里,英国人戴雨果应该是学院派气息最浓的一位。和马丁·雅克一样,他对当代西方文明的困顿和反思,都映照在了对中国路径的高度关注和肯定之上。

  戴雨果第一次来中国时是1972年,正值文革,那时他对这个国家没有任何好感。而之后三十年的中国剧变,让他急速转变对中国的看法。现在,戴雨果每年都要来中国好几次。

  很难通过一个人的言论和理论去判定他的动机,我们只能通过公开资料发现,这些被称之为“洋五毛”的外籍人士,在背景上与中国确实结有不解之缘。

  罗思义不仅是一位经济学者,而且曾是一名左翼青年。他早年是“英国社会主义行动”成员,该组织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托洛斯基派。没有人能确定,他对中国的处处点赞,是否源于他年轻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情怀。在一次采访中,他对于自己参与左翼运动的经历,自嘲道:“年轻人如果没有这些愚蠢的经历,就没有真正活过。”

  贝淡宁的妻子是中国人,在高盛任高管,岳父则是高级干部;裴宜理1948年就出生在炮轰中的上海,从小就在饭桌上听父母和友人探讨中国革命;罗思义在1992年就开始关注中国,在他眼里,自己十几年前就开始“为中国说好话了”。马丁·雅克对马克思主义的情节,戴雨果对西方文明的冷思考,都更助我们寻迹去理解这些外籍人士对中国所持态度的逻辑。

  中国,一座开发不完的富矿

  今天谈论中国的话语空间,和国内的阶层割裂一样,在不同的外籍人士身上,也呈现出分化的特点。有人循着学术的规律和方法在圆圈之内论证他们眼中的中国,有人像罗思义一样,另辟蹊径走入民间话语的疆界,和社交网络上的国人面对面地过招。

  被人们称之为“洋五毛”的人,可以是知名大学的教授,可以是四肢发达的外籍运动员,也可以是理论不成体系的草根作家。

  而中国,这个急速变革的国度,给他们带来的不仅仅是谈资,更是曝光度、经济利益和褒贬不一的是非评断。

  在互联网世界,对罗思义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喜欢他的人,认为他在用真学术驳斥公知,不喜欢他的人,就觉得他是“假洋鬼子”,是拿计件工资的五毛。

  媒体人文山娃调侃:“罗思义先生如果是真左派倒也可爱,但他只不过是一个勤快又笨拙的宣传工作承包商。”大V老榕不仅质疑罗思义副市长身份造假,还说:“你真是牛津大学毕业的吗,牛津应该为给你颁发学位而致歉。”

  而于威斯敏斯特大学任教的戴雨果,是该校中国传媒中心的主任,和中国学术界、媒体界的人士保持着亲密的交往,他甚至和清华教授合著《如何应对西方记者》,传授中国新闻发言人应对西方记者之技巧,并坦言外国人也可以有“中国梦”。

  当他们在谈论中国时,收获了骂声,也收获了赞美,虽然在学术界他们多是同行批判的对象。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他们的热度和关注度未减,没有因此而失去任何实质利益。

  不管是对中国的“公知”,还是外国的“五毛”,在当下探讨中国,谈论中国本身就是一座开发不完的富矿。不管是“真五毛”,还是真学术,不管你位于“奇石”的哪一端,亦或你探讨的是“正能量”中国,还是“负能量”中国,引致的关注和眼光,都将一直持续。

  “我的信念是:只要你所看到中国政府做的积极的、值得好好鼓励的,我会好好鼓励;看到值得批评的,我就批评。我没有必要迎合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排斥他所做的好的东西。”

  加藤嘉一:我不知道什么是五毛

  文_本刊记者 张薇 发自北京

  从2003年非典期间来华,到2012年南京风波后离华赴美,加藤嘉一在中国生活了近9年。

  他曾写道:“若说伊豆是我人生的起点,那么,北京是我成长的起点。若说日本是我身份的归宿,那么,中国是我命运的源头。”

  某种意义上,正是中国成就了加藤嘉一。在日本几乎寂寂无闻的他,却是中国媒体的宠儿,被称为“当代遣唐使”、“中国最有名的日本人”。

  然而,南京“失言”成了加藤旅华生涯的滑铁卢,作为告别之行的校园巡回演讲被紧急叫停。面对舆论的口诛笔伐,加藤最担心的是被中国封杀,那他的命运就结束了。

  离华赴美,不是南京风波后的无奈之举,而是按部就班的计划。加藤认为,从太平洋对岸瞭望中国,可以使对中国的观察和解释更加准确客观。“我不是为了抛弃中国而奔赴美国,而是为了深化我与中国之间的情感联系,更加客观、冷静地观察中国,解释中国,参与中国。”

  我与中国是绝配

  “想念这里了?”记者问。

  加藤立刻笑了:“一直很想念。”

  面前的加藤白皙清秀,眼神清亮而自信。“我正在写一本关注中国政治发展的日文书,这次回北京查资料,顺便见一些朋友,感受下北京的氛围。”加藤略带京味儿的普通话说得很溜。

  加藤离华赴美众所周知,但他在美国身份如何,坊间却流传不同的版本。有人说他在哈佛蹭课旁听,也有人说他是客座教授。

  记者向加藤本人求证,他表示自己其实是访问学者,之前两年在哈佛,最后这一年在霍普金斯。加藤递给记者的英文名片上写着,约翰霍普金斯国际研究院,中国研究访问学者。

  身在美国,与中国相关的议题仍是他访学的重点。他和美国学者切磋讨论,采访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和东亚问题,其中包括提出历史终结论、成功预言冷战结束的福山。

  有趣的是,在福山出版的新书《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里,这名曾经高举民主大旗的学者如今却走到自己观点的对立面,开始声讨自由民主暴露出的各种问题。加藤说,福山关注跟民主相关的两大政治主题,一是美国的自由民主未来怎样发展,二是中国未来怎么走。他本人和福山一样,聚焦中国作为一个模式、体制、范式,未来的走向和方向。

  除了同美国学者交流,加藤也积极地了解走出去的中国学生,他们在观察什么,思考什么。“和中国留学生相处聊天吃饭,是我在美国最快乐的时光之一。”

  加藤实践着中国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喜欢泡在大学图书馆里读英文书,看美国人怎么写中国。也利用在美国的机会,去往古巴、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通过多比较的角度立体地了解中国。

  作为访问学者,加藤没有固定任务,定期不定期地在大学里做报告。从波士顿的哈佛到华盛顿的霍普金斯,加藤知道两个城市的特点很不一样,也知道如何对待这种不同。“我了解华盛顿城市的特别,现在我更加关注他们的智库是怎样影响决策,美国智库如何研究中国的。”

  加藤确实在以自己的行动去证明,他离开中国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无论如何,我与中国是绝配的。”

  官员是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

  “几年前我还在中国的时候,就提出来官员以后将是‘弱势群体’”,加藤一边说,一边俏皮地举起双手,弯曲食指和中指打了一个引号的手势,“官员不可能是弱势群体,但说弱势群体的意思是,你们不要以为那么好当,以后官员不好当。”

  当时,加藤发现受金融危机影响,好多大学生担心就业,争先恐后地报考相对稳定的公务员。面对“公务员热”的现象,加藤进行了“冷”思考。他的角度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民公众对公务员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公务员不仅要面对体制内的压力,上司的压力,也要面对社会的要求,舆论的监督。

  “我认为自己当时的观点是对的,现在看来更是如此。”对于自己的“神预测”,加藤有一点得意,“但那时候我并没有想到反腐,周永康落马超过我的预期。”

  加藤提起一段“旧闻”。在北大读大学那会儿,有些同学跟他讲,不腐败干嘛当官,哎哟你当官员腐败一点有什么不好,否则为什么要当官员呢?他们不会说我要腐败,而是潜意识里认为当官员享受一点特权,是理所应当。

  “我周围的朋友,落马也不少”,加藤笑了笑,接着说:“这些官员朋友,他们很担心啊。他们不敢戴手表,不敢抽中华,很多朋友房子都卖掉了,他们真的很害怕了。”

  官员不仅在反腐风暴中恐惧不安,还要时刻面对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加藤说,我不认为中国媒体反腐报道少,中国老百姓对官员动态观察力度也远远高于美日。落马后的政治风险和成本,中国比日本大很多。在日本罚款、坐一段时间牢,都有可能回到原来位置。在中国一旦落马,就很难回来。

  加藤有些同情这些作为“弱势群体”的官员,他认为现在中国官员要想的问题前所未有的多和复杂。“官员不搞政绩则已,搞政绩就要请人吃饭,要被人请客,越是地方就越是如此。但是你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纪委调查的对象。官员好当吗?你既要政绩,又要管控风险的能力,很多时候你被查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被牵连上什么了。”

  自称“为中国卖命”的加藤忍不住发表观点:“如何让广大官员在反腐的恐惧当中发挥应有的积极性,正确处理改革与反腐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中国未来的改革非常重要。”

  什么是“五毛”?

  在中国,加藤被网友戏称为“日本五毛”,甚至连一些日本网友也认为,加藤嘉一是为中国舆论工作服务于中国政府的。

  南京“失言”风波发生前,加藤在中国政府和民众之间保持着高超的平衡。他的观点让人印象深刻,但不招人讨厌。他经常强调自己局外人的身份,“当局者迷”,而他却可以比较超脱地表达自己作为局外人的看法。

  曾经有记者问他,那些我们中国人都搞不清楚、甚至不敢轻易评论的事情,你作为日本人为什么能来谈?

  加藤的回答是,我能保持平衡。在这一点上,我跟韩寒一样,我们始终都在贯彻、表达政府需要的东西,所以有关部门不会找我麻烦。中国的各个部门始终对我很友好,他们一直鼓励我,甚至感谢我勇敢发表观点。

  加藤被称做“五毛”,与他“力挺”中国政府的言论有关。他曾对中国大学生说,你没资格抱怨政府,中国的教育体制为你节省了三分之二的费用。2005年北京爆发反日游行,加藤混进游行队伍,并在连线凤凰卫视时表示:希望日本某些政治家能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端正态度。

  然而,当记者与他面对面询问:“加藤,知道有人说你是‘洋五毛’吗?”他一脸茫然,想了几秒:“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什么是‘洋五毛’。”

  “洋是外国人意思,‘五毛’是指站在政府的立场,为政府说话的人。”记者解释道。

  加藤表示并不认同自己是“洋五毛”的说法:“我的信念是只要你所看到中国政府做的积极的、值得好好鼓励的,我会好好鼓励。看到值得批评的,我就批评。我没有必要迎合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排斥他所做的好的东西。”

  “如果有人说我是个“洋五毛”,我也无所谓,请各位随便评价,我也不在乎。但是我的信念是,不能为批评而批评,也不能为表扬而表扬。至于有人说我是洋五毛,是他们的问题。”加藤双手一摊,有点无奈。

  “你知道我当时同时撰稿给南方周末和环球时报,很多人批评我。但作为一个外国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好好地虚心了解,尽量真实了解中国实实在在的人和政策。只要有利于了解中国,无论是哪份报纸,我都一定要从一个非意识形态化的角度去了解、接触、碰撞。”

  “我记得我在环球时报上写过《否定体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我当时确实认为否定体制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很多人看到,加藤嘉一把这句话在环球时报上说了,是在为中国辩护,为政府辩护。我认为各位都有批评我的自由,我从来不反驳。我是尊重各位说话的权力,我被骂已经习惯,大家随便自由地批评。”

  我希望活得跟漫画一样

  “一部漫画,主人公都是顺利的,那我觉得这没什么意思。有困惑,有折腾,有曲折,才有趣。我希望应该活得跟漫画一样有意思,别人才愿意读你的故事。”

  加藤的人生轨迹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日本的18年是一曲“苦难和奋斗”的二重奏,来华9年的“欢乐颂”里也掺杂着学历造假质疑和“两面派”指责的杂音。

  加藤曾经的好友,日本知名华人李小牧发表《致中国最红的日本人加藤嘉一的公开信》,指责他是“在中国讲日本的坏话,在日本讲中国的坏话”的两面派。

  对此加藤不以为然,认为这只是不同场合、不同主题下表达角度和尺度的问题。“我不认同两面派的说法,但是对于他们这么说的本身,我可以尊重。我也愿意把他们作为对我自己的提醒,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我需要不断的磨练,怎样表达才有说服力,怎样表达才能引起有建设性的讨论。感谢大家对我的批评。”

  3年访美的时光,将加藤打磨得更加成熟和从容,即使回答这些可能引起尴尬的问题,他的语气和表情也一直非常平静。访美即将结束,加藤没有下一步的计划,“计划有时会束缚你的想象力,让你看不见很多充满变数意外的缘分和机会,所以我现在尽量把脑子变成空白。”

  不去计划并不意味着无所适从,加藤始终明白他的人生方向——影响政策。“有段时间我确实认为,只有从政才能影响政策。但我后来发现很多社会人士是通过自己的渠道自己的方式去表达,影响社会影响舆论影响下一代。”加藤觉得他的大方向越来越平稳,心态也越来越平常,“经过几年的游学,我看到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这些可能性中的一种,是为培养更多的中文作者和中文表达者做点事。

  作为少数能用中文写作的外国人,加藤有些固执地认为,今后来中国的外国观察者,最好要用中文表达他们对中国的思考,“希望能用中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这是进步的事情”。

  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当今社会已经后现代化,他所说的话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但这阻挡不了相互矛盾的标签被同时贴在他身上。有时候他是“洋五毛”,有时他又成了“洋公知”。

  雷克眼中的后现代中国

  文_本刊记者 龚斯宇

  “你就别把我和那个人放在一组好不好!小流氓再二也不会二到那个程度,而且我从来不善于给别人拍马屁!” 雷克自称“小流氓”,当看到有人把自己和罗思义一起放在“洋五毛”之列,他这样“抗议”。

  他不止一次地强调当今社会已经后现代化,他所说的话只能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但这阻挡不了相互矛盾的标签被同时贴在他身上。有时候他是“洋五毛”,有时他又成了“洋公知”。

  “我说中国还有些不完美(譬如交通和食品安全),就被骂个臭老外。我说中国发展的方向是对滴(比如社会越来越开放,比如环保意识越来越强)被骂个“洋五毛”。说德国哪好,被骂。说德国哪不好,也被骂。最悲剧的是:我说在家里换了个灯泡而已,被骂个没内涵的傻瓜。”他写下这段微博,文字之后,紧跟一个大笑的表情符号。

  雷克现在在新浪微博上有23万多的粉丝,这是他前年粉丝数的4倍多。可当记者问及他对自己“走红”的看法时,他却说:“我没觉得自己很‘红’,我只不过是几个网上爱闹的老外中的一个。”

  “很多中国人觉得外国人用中文卖萌很有趣嘛。”他认为自己受欢迎的首要原因在于他的“老外”身份。

  “不代表德国”的德国人

  德国人Christoph Rehage把自己的名字音译为“雷克”,还有一层“雷电的征服者”的意思。“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他说。

  2008年,雷克从北京出发,一路徒步到乌鲁木齐,后将自己的经历制作成视频《最遥远的路》——“The Longest Way”,也是他第一本书《徒步中国》原来的名字。旅程结束后的三年,他赶上中国的微博大潮,发表各类评论,让众多网友认识了“雷克小流氓”。

  雷克似乎不太掩饰自己身上的“痞气”。几乎每一个在中国最热的话题,都少不了他“掺和一两嘴”。网友给他的私信,他也一一查看,然后以“一米九的知心姐姐”的身份,捡着有意思的回复——有时答得正儿八经,有时又捎上一两句恶搞或玩笑。这些问题五花八门,有时涉及中国和德国的区别,有时涉及时下最具争议的现象,有时又涉及个人生活。

  汉语世界关于德国的误传和刻板印象不少,雷克看到后,都会一一“打脸”。有一回,任志强转发“德国人信奉的五大哲理”,他就毫不客气表示,自己作为“德国佬”没有听说过还有这么一套。第二天,他就发现有很多人因为这一“辟谣”之举而称他为“洋五毛”。“其实嘛,除了公知,五毛,自干五,带路党和各种心灵鸡汤以外应该还有一种网民叫做 free agent(自由职业运动员,可以自由与任何球队商订合同)。我就是FA。”他仿佛想要划清与各种群体标签的界限。

  “俺雷克不代表德国,俺也不代表其他德国人。”在自己的第二本中文出版物《中国,特色》的序言中,雷克写道。他时时对“被代表”保持着一份警惕,也在微博上偶尔透露出对集体主义思想的不屑。但他又从中国网友那里学会了“我德”“大德”这样的词,像是戏仿一般,他也常常这样称呼自己的国家。

  最近,他开始用录短视频的方式来表达观点,而不仅仅是文字和图片。这些自拍短视频都被他冠以“德国自干五有话语权”的大标题,评论的都是当下中国最热门的事件。但和雷克以往的表达风格不太一样的是,录这些“自干五”视频的时候,他将“说反话”发挥到极致。基本上,被他“赞”的,就是他想“骂”的,反之亦然。

  歌手姚贝娜去世以后,他“赞扬”某报记者潜入太平间偷拍遗体的做法;中国某高校抵制圣诞节,他也在视频中竖拇指“点赞”——赞扬当然不是他的本意。这样的表达方式当然惹来一些争议。虽然大多数人都能听出“反话”背后的意思,但仍有一些人无法理解他的“幽默”,只好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这个“自干五”所说的每一句话,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在“搅混水”。

  而他把说反话称作一件“偶然的事”。雷克注意到,当他直接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的时候往往会被骂。“请注意,不是被批评,而是被骂。”他刻意强调了一下,“那天我无奈地录了段视频,模仿那些人说话。结果我发现,大家不仅不骂我,还觉得我很搞笑。那时候我明白了,不能把话说的太直接了。如果把话说得幽默一点的话,懂你的人或许会觉得欢乐,而不懂你的人也没什么好骂你的。”

  多元化的后现代中国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嘛。”每当看到有人试图用个别现象来代替普遍,甚至上升到“民族”“国家”高度的时候,雷克都爱用这句中国俗语来反驳。

  从雷克的微博来看,他很不愿意将一些社会现象归咎于“民族性”之类的宏观概念。“拜托,没什么好丢人的。”两年前,一个日本人骑行到中国却在武汉被偷自行车的事曾闹得网络上“满城风雨”,雷克曾这样评价——与此同时,一些“网络大V”却纷纷说“中国又丢人了”。

  在他看来,中国人当下的种种“自卑”,源自于“对历史不够坦诚”。雷克说这种感觉很像他的老家德国——二战结束后,德国人曾一度认为自己是全人类的罪人。“现在德国自信的基础,正是它对待历史坦诚的态度。当时德国无条件投降,承认了所有事实。”

  同时,中国人目前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观点,也让雷克嗅到越来越多元化的气息——这其中,就包括对他本人的评价。“我们不能要求大家想得一致吧。所以赞扬的声音有,批评的声音也应该有。”

  这种对多元化的期待几乎延伸到他看待每一种社会现象的视角中。“‘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是好事。希望每个社会都很丰富,都有一些脑残,只是脑残不能占多数。”在微博和各类访谈中,雷克不止一次如此强调。

  对于自己的观点,雷克总是毫不掩饰地坚持。韩寒的电影《后会无期》上映后,他直言这是一部没有灵魂的电影,招来的正反两方意见几乎同样强烈、直接——可他仍然认为,“差电影”也应当在市场上存在。

  与对多元化的期待相互呼应的是,后现代理论也常常成为他观察中国社会的一套工具——不过,他在网上把话说得很直白,几乎看不到什么理论色彩。比如,“方韩之争”中,当多数网民和“大V”在意的是“真伪之辩”时,雷克却觉得这更像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跟文学没有太大关系。

  在他看来,韩寒代表着一部分中国80后的集体记忆,最初是作为一个“青年天才”的符号出现,“挺韩派”们维护他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自己的身份——韩寒已经成为他们身份的一部分;而“倒韩派”们要追求的,则是一种在后现代社会无法企及的“真实”。

  “这种冲突,无法避免。”在雷克眼中,那次争论已然成为后现代中国的一个典型事例。后来,他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学位论文。

  复杂的中国印象

  雷克的外国人身份让他在旅行途中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在他的自拍中,有不少与不同地方的中国人的合影——他常常是胡子拉碴地在画面中央端着相机镜头,旁边是几个或一大群黄肤黑眼的中国人,与他的外貌特征明显区别开来。他喜欢沿途碰上的这些普通人。

  不过,他在旅途中也难免做了让自己后悔的事。在一个县城的旅馆,因为贪睡,雷克晚了十分钟退房,前台坚持要多收他半天的房费。可他当时实在无法理解旅店的规定——而在这之前,旅店已经打过两次电话提醒他。

  与经理理论一番后,雷克感觉大为火光,拿出几张纸币甩在对方脸上叫道:“那这一半也拿去好了!”雷克的咆哮引来了看热闹的人群。一个老妇人看到这番情景后,从人群里挤出来,给他“支招”说可以去公安局或者县政府。

  这招果然奏效。在县政府,一个头发灰白的男人接待了他,叫来了宾馆老板——后者一脑门子汗,不停道歉,还拿出了一沓钱,硬让雷克收下。

  但雷克没要,转身就走了。结束“上访”后,他给远在德国的女友小象打了通电话,却被她劈头盖脸地教育了一顿。雷克也知自己理亏,后来曾几次承认自己做得不对,外国人在中国也应该守规矩。

  “他们看我是外国人,不想把事情闹大。很多基层官员都害怕老外闹事。”后来在中国的日子里,雷克逐渐体会到到基层政府“怕闹事”的心态。

  当被问及对于中国官员的看法时,雷克的回答是他一贯风格:“我很不好说对‘官员’的看法,因为每个官员都很不一样。”和评价别的群体一样,他不爱“泛泛而谈”,不过却不避讳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坦言,曾遇到过一些管文化的地方官员,“却没有多少文化,只懂吹牛,说客套话,干杯,哈哈大笑,就完了。”那时候,雷克感觉很失望,但后来认识的另一些外交部的官员却让他的态度大有改善:“他们相当有文化,人也很好,我跟他们交流很舒服。

  和对那些官员的看法相似,中国这个国家,他有些“看不懂”,但却又似曾相识。德国曾经经历的一些问题,正发生在当下的中国。曾经穿行中国城市和乡村的雷克,认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是一个糟糕的口号。他觉得很多人其实不喜欢城市的生活——人太多,东西太贵,空气不好,不一而足。但是个人的发展机会几乎全在城市。“中国应该赶紧发展农村和小镇。”他说。

  雷克说下这番话时,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正在进行。与此同时,多地雾霾仍不时爬上媒体头条。“国民越来越富裕,国家越来越有地位,龙的传人越来越开放,对社会公正以及对环保越来越有意识。”在写下一条反驳他人言论的微博后,雷克又一次被贴上了“洋五毛”的标签。不过,他仿佛乐此不疲。

  “洋五毛”们帮我们打破对于西方的迷思,又说服更多人纠偏对变革期中国的评价。他们能在“水很深”的国内网络舆论场占据一席之地,能在“五毛”与“公知”的缠斗中异军突起,着实有其过人之处。

  “洋五毛”的过人之处

  文_本刊记者 曾晖

  近代中国人迷信西方,或是对西方的崇拜由来已久。自林则徐、严复“开眼看世界”以来,近170年历史中,中国“有识之士”向西方取经,前赴后继。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文化激进派全盘西化的主张、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走出去引进来”的改革开放……

  长期以来的“西学东渐”,都是基于外强我弱的情势,信息极不对称,期间一些富有成效的“取经”成果,加上一些段子以讹传讹,更使得国人对西方充满了标签化的想象。

  这不是少数人的看法,而是集体的判断。尽管有人口上不服气,可心底也总是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

  这帮“洋五毛”,一点情面都不讲

  媒体评论员曹林撰文称,“其实美国也有严重歧视,警察打人,官员腐败,很高的公务消费……德国人并不像传说中那样都那么严谨守时,英国人不都像网上说的那么绅士,日本人也有很多不靠谱的……”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孙进认为,中国固然需要自我批判的精神。但是,中国不应该继续塑造甚至编造西方神话来自我矮化。随着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逐渐从边缘走入中心,我们应该有意识地抛弃西方比中国好、处处奉西方为圭臬的自我殖民式认知,重建文化自信。

  “过去的传统会像噩梦一样影响活人的头脑”。因此,当代人若能真正客观评价西方,厘清中外文化的差别,真正用批判性思维去看待西方,这无疑是一种能力的进阶。

  “洋五毛”们“适时”地扮演了一种引导者的角色,他们为我们推开了一扇窗,引领着国人去了解西方的全貌,或者是不为人知的另一番景象。

  戴雨果就致力于“矫正”中国年轻人对西方的“标签化想象”。

  遇到中国学生,他会经常提出一个他想不通的问题:你为什么觉得西方是天堂?戴雨果本以为中国学生出国之后,看到西方社会“一团糟”,会自动打破迷思,结果他们还是不停批评中国,表扬西方。

  这种“天真”让戴雨果吃惊。“中国过去30年从一片废墟上重建经济,而西方经济发展摇摇摆摆,积累了复杂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有校车、分数线、教育资源等问题,英美也有校园枪击、毒品、早孕的问题。”西方怎么会是天堂呢?

  戴雨果随后走访西方六国,出品纪录片《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展现西方光鲜繁荣的背后,该片在中国播出时,引发舆论关注。

  据戴雨果回忆,央视领导在看完该片的粗剪版后决定购买,却又担心另一个问题:观众会不会觉得,这部片子在刻意地说西方的坏话?有人还善意提醒,“不要对西方批评得太凶,否则人们会认为这是央视的意识形态宣传。”他却直言不讳,“我不必在一部批评西方的作品中佯装中立。”

  同样被众多中国人“呲必中国”所震惊到的还有罗思义,他也在网络上描述自己所亲历的西方:我曾与一位美国亿万富翁一起亲历了一个美国总统大选之夜。他告诉我,他拥有超过50家报纸,他命令他旗下的所有报纸都支持乔治·布什。这就是西方“普世价值”下的“新闻独立”和“言论自由”。

  当国人对西方的美化习以为常,看到这些来自外国人对自己的批判,不禁“眼前一亮”,自我反思一番,究竟是谁在说谎?

  一些网友打趣地说,“这帮洋五毛,一点情面都不讲”,“吃民主的饭砸民主的锅嘛!”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谦虚”

  “洋五毛”们一边“羞辱”西方,一边盛赞中国。

  罗思义对于中国的发展成就“欣喜若狂”:中国的经济增长使6.2亿人口脱贫,约相当于美国人口的两倍,超过拉丁美洲人口总和……从来没有其他国家能取得中国这样的成就。

  马丁·雅克利用世界巡回讲演的机会盛赞中国的治理模式。他说,中国的统治体系30多年来都非常成功。在这个体系之下,发生着现代史上最伟大的经济转型。

  “这个国家非常胜任自己的角色,能战略性地思考问题,同时又很务实和勇于试验。它一直在迅速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

  但令老外们大为不解的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谦虚,他们反倒在贬损自己的国家?”

  2011年,英国BBC中文部和皇家国际关系研究所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戴雨果用中文发言,提到“外国媒体参与中国内政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专业记者不应该只是一边倒地鼓励反政府力量”,这引来在座一位中国教师的讥讽:“戴雨果先生的语气和口吻让我想起了单位领导的发言。”

  雷克同样感觉到,“中国人最大的特点是自卑”。在兰州的大桥上,他曾碰到过一个老人。“我当时只是客套地问道:‘觉得兰州好不好?’他却主动要告诉我一些文革的事。”

  罗思义表示,中国缺乏自信的根源并非神秘不可知,因为这并不是中国独有的。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历史上从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极大的客观成就与自信心缺乏形成鲜明对比。他自己试图为此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他怀疑,特定的社会阶层试图通过系统化的谎言来维持中国人的“自卑感”。

  中国人通过镜子观察到的现象与现实世界都是相反的,是时候终结这种“爱丽丝梦游镜中世界”式的奇特讨论了。罗思义感叹道。

  事实上,“反对崇洋媚外”的呼声在中国社会里从未中断过。

  上世纪30年代,美国作家赛珍珠在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序文中就曾发声:“当今中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正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

  但遗憾的是,直到如今,这依然是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长住日本的媒体人徐静波认为,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反对崇洋媚外”,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崇洋媚外”与贬损自己,其实已经深深地融入在一些国人的血液里,甚至已经变成了一种DNA。

  徐静波曾经对留学日本的学弟学妹们讲,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4700多年里没有美国,2000多年里没有日本,你为什么要自己瞧不起自己?现在人家比我们先进,那我们就放下身段跟人家学习。学到手了,算自己,强大自己,比什么都重要,中国过去也有过辉煌的历史。一个人,一个民族,如果连这么一点自信都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希望和未来。

  徐静波谈历史的荣耀,“洋五毛”们则更多从当今的发展成就来为中国鼓劲。当人们还在不断找理由宣泄个人情绪的时候,这样的声音让人内心咯噔一下,继而一片脸红。

  有网友评论称,“不论是中国人还是老外,他们在我们之外的角度看待中国和‘中国模式’,显得理性和客观,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进步!”

  “洋五毛”凭啥“战斗力爆表”

  对于“洋五毛”“长中国志气灭欧美威风”的言论,不以为然者大有人在。他们指责戴雨果、罗思义等人为赚取人民币而为官方“效力”,“奉命”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政策持批评态度。不过罗思义说,自己没有拿过政府支付一分钱,所以只能算是“自干五”。

  不过,“洋五毛”能在“水很深”的国内网络舆论场占据一席之地,在“五毛”与“公知”的缠斗中异军突起,着实有其过人之处。

  首先,他们熟悉中国事务,了解中国文化,且大都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这一下子就与国人拉近了距离,让人不禁产生出好奇的冲动。

  据罗思义的自述,46年前他就读过《毛选》,他关注中国经济更是已有30余年;戴雨果更曾身兼中英两国知名学府的教授,10年前就开始研究中国媒体;而加藤嘉一则是被称为“最懂中国的日本人”。

  而与过去的“中国通”、“知华士”们不同的是,这一批人掌握了现代信息技术,他们运用网络传播规律的能力一点儿也不亚于国产“大V”,既卖得了萌,也起得了事。

  就像雷克,用诙谐犀利的语言,调侃他的中国见闻,讽刺一些人的“西方幻觉”。罗思义则会略带嘲讽地反击那些质疑他的人,他称之为“公共姿势分子”。

  当然,“洋五毛”们大获追捧,不单因其身份特殊,更不在其观点的“颠覆性”。最为重要的,还是他们言谈所留露的真切与客观。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罗思义把“实事求是”当作自己的座右铭,他喜欢并擅长用数据说话,让人无力辩驳。

  他曾批评中国某经济评论员为美国“洗地”,列出一组图表称,“中国今年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7.3%,美国则为2.7%,而非媒体宣称的5.0%。”并向网友普及常识,“中国的GDP统计方法是用同比增速,美国则是用年化环比增速。中美两种统计方式不同,因此不能相提并论。”

  他还举例证明,有两名“大V”以虚假数据为依据,得出“俄罗斯经济增长远远高于中国”的结论。而自1992年以来,俄罗斯的经济年增长率仅为1%,而中国则为10%。

  罗思义被网友形容为“战斗力爆表”。他说:“我喜欢中国,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大唱赞歌对中国没有任何帮助。”

  而戴雨果所讲求的却是“实用主义”。他坦承“改革开放后,中国完全不一样了。我知道很多人批评中国、对中国不满,但是在我看来中国现在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越。”他常常引述的名言是邓小平的“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另一方面,“洋五毛”们的语言逻辑,少有先入为主的概念,也不单是一边倒的声音,而是辩证地看问题,这比起许多网络大V要显得“高明”。

  就连“五毛头子”罗思义也说,“我不仅赞美中国,我也批评中国。”他对于股市、养老金入市等充满了担忧,还批评中国的房地产政策曾经也出现了大失误。不过他还是相信,“目前这些错误正得到纠正。”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成了“洋五毛”们的粉丝,美化西方、宣泄负能量的情况也在渐渐减少。但正所谓“国民的感情中最难克服的要数骄傲”,我们称道“洋五毛”,这并不意味着排斥向世界先进继续学习,也不说明中国人只欢迎赞美而不接受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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