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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资料图
1983年，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与当地群众在一起。
王岐山(右二)陪同杜润生到农村调查。
杜润生与陈锡文。
任河南副省长时的刘源(中间)。
杜润生(中间)与林毅夫(左一)。
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中国农村改革“地标”。上世纪80年代，在这个院子里，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领着一群年轻人，探讨中国农村改革的新路径，主持起草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将对中国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
这位老人就是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今晨6点20分，杜老在京逝世，享年102岁。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当年跟他在一起在9号院工作的年轻人，有一个共同的称号“杜润生的弟子”。离开9号院后，他们分别走上了国家领导人、企业家、学者等不同岗位。
对于这些“杜老门生”，杜润生曾称其为“农村改革团队”，他自己则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
2名正国级弟子
1982年至1985年，习近平曾先后任河北省正定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这期间，“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当时的他还有一个兼职：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特约研究员。
据媒体报道，上世纪80年代，习近平、刘源、万季飞等从中央到基层任职的高干子弟，在九号院参与杜老主持的关于农村改革的讨论，“他们无所顾忌，敢讲真话，不像地方干部，报喜不报忧。”
习近平也在一次会议中提及这段特约研究员的经历，“每年\'一号文件\'起草前，都要把我们几个请过去，先让我们讲，农村政策研究室处级以上干部参加。”
正因为有了如上杜老特约研究员的经历，习近平也被视为“杜老门生”中的一员。
王岐山则曾在杜老领导下工作。
1982年至1988年，王岐山曾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处长、所长等职。当时，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正是杜润生。
据媒体报道，杜润生很赏识王岐山，将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调到了农委。当年曾到王岐山一起工作的翁永曦接受采访时回忆说，王岐山“精明能干，不搞心血来潮、昙花一现的花架子。研讨会上，听得多，说得少，总能探骊得珠;喜欢看书，涉猎甚广，总不离思考和解决中国现实和长远问题的大框架。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上下印象都好，很快入了党”。
至少3名部级弟子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现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也是杜老“农村改革团队”的成员，1985年至1990年曾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所长、所长。
陈锡文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说：起草1983年1号文件时，在电梯里，他对杜老提出的“双层经营”提出了不同意见，“\'你说这个双层经营，我不是很赞成，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这层好像不是经营\'。结果杜老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到现在21年了，依然在耳边回响。杜老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
现任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杜鹰，仕途起点就在杜老身边工作。其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曾在杜老支持下，跟陈锡文等人自发组织了著名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即农发组)。四年后，农发组编制正式从社科院农经所转到杜润生领导的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杜鹰历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副所长等职。
1990年离开9号院后，杜鹰历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司司长等职，2005年至2014年曾任发改委副主任，2014年起任现职。
万里之子，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万季飞，早年曾任北京顺义县县委副书记、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助理兼外经委副主任等职。跟习近平相同，他也曾经是杜老的特约研究员，参与杜老在9号院主持的关于农村改革的讨论。
此外，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
1名上将弟子
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上将刘源1982年至1992年这10年，曾从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公社副主任干起，先后任郑州副市长、河南副省长。他这10年从政经历，正直中国农村改革的最关键阶段。
据媒体报道，跟当年同样在县城工作的习近平、万季飞相同，刘源也面临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困扰，他也得到过杜老的指点和帮助。翁永曦1982年曾去凤阳兼任县委书记。他接受采访时说，无论习近平、刘源或是他自己，每天直面三农现实问题，都盼望得到杜润生指点。
知名学者弟子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杜老门生”中，还有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学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林毅夫林毅夫上世纪80年代回国后，还是希望回北大工作，不需要别的条件，只希望给他提供一套住房。可当时房子可是大学机构中最稀缺的资源。杜润生立即向林毅夫抛出了“橄榄枝”，林毅夫于是来到了9号院，加入到杜老的“农村改革团队”中，后还在杜老直接领导的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所任副所长。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毕业后就加入到杜老的“农村改革团队”中，来到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他接受采访时回忆说，“他(杜老)就是坚持把一批年轻人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制定过程里来。以我自己为例，一个非党人士，对政治不懂也不感兴趣，但从滁县调查之后，居然参加了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
在杜老的90岁寿辰上，周其仁在发言中说：“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这批人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为自豪”。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也曾经跟周其仁一起，在“农村改革团队”工作。他曾对记者说，他当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杜润生对农村调查的重视程度，几乎所有的人，不论是当年的精英骨干，还是普通工作人员，只要你下乡了，调查研究中你认为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找杜老去谈。
其他官员弟子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杜老门生”、曾在9号院工作的“农村改革团队”，还有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副主任魏唯、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税务杂志社综合研究组研究员王小强等。
魏唯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当年在9号院，“踢门就进太夸张，但杜老的办公室推门就进是没问题的。”
张木生回忆说，他曾随杜润生到中南海汇报粮食问题，当时一位青年人很冲动地说：你们中央想什么呢?我们提的数据是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与反复测算出来的，不是拍脑袋!走出中南海，他以为杜老会批评他们张狂。没想到，杜老乐了，“我就是要让你们这些小家伙为我们这些老家伙投石问路”。
王小强回忆，当年他写过一篇《农业社会主义批判》，小有名气，听说杜老欣赏他的文章，而且准备调他去农委。可没想到见面时，杜老并没有赞扬他，一席话说得他一时语塞，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杜老问他，“你批判得淋漓至尽，但你想过没有，假如你是毛主席，怎样把中国农村搞好﹖”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撰稿：新京报记者 王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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