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战旗”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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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高如
▲江洋 作品
从1965年10月13日起，解放军总政治部通知各大军区党委机关报的名称，与所在军区文工团的名称统一起来：北京军区叫《战友报》，南京军区叫《前线报》，成都军区则叫《战旗报》，等等。
时隔半个世纪后，2016年2月l日上午10时，当军委习近平主席将一面火红的八一军旗郑重地授予西部战区司令员赵宗岐、政治委员朱福熙时，原成都军区的番号也就正式撤销；而与这个军区相依相存69年的那张党委机关报，也早在20天前宣布停刊。
多少年来，军中诸多报人与这些报纸结下的甘苦、喜悦与情思，一时像地下的泉水冲破岩层汩汩涌了出来，汇集成池……
一
2016年1月12日，我接到《战旗报》编辑尹晓鸥电话，她告诉我：上级已通知本报和其他6家大军区报纸，于1月15日同日停刊。社里想请你们几位老领导各写一篇“停刊感言”，在15日这最后一期报上发表，盼多支持。
接到电话后，我沉默许久，郑重地说，请放心，我按时交稿。
随着军队改革的深入，我们早已看出端倪：大军区将不复存在，作为她的党委机关报《战旗报》，又将何去何从呢？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答案如今有了：这张战斗生存了将近70年、西南战区唯一一张自己主办的报纸，在奏完最后一个乐章后，就将默默作别，乘鹤远去，进入一个安闲寂寞的地方，静静地休息了……
原来，全军7大军区都有一张诞生于烽火硝烟年代的报纸。他们是各路大军成长发展的见证者、记录者、鼓舞者，更是拿铅字作子弹、英勇射向敌人的战斗者和呼喊者。他们为兴军而生，为强军而存。如今叫停就停，叫止就止，干脆利索，一齐谢幕，作为当代军人，这是何等崇高的胸怀、境界与见识啊！
《战旗报》等报的停刊，从军队改革的大局考量，无疑是正确而必要的，报社同仁已毫无折扣地执行了；但从工作情感和思维习惯来讲，她的谢幕又恰如一位天天见面的战友，忽要离任、忽要远行、甚至忽要永别于岗位和亲人，寿终正寝于高堂之上、松林之间、花丛之中，这又叫我们如何不留恋，如何不感慨，如何不引发绵绵追思呢！
二
1983年9月，我从北京军区调任成都军区宣传部从事新闻工作，宣传部和报社两家单位楼上楼下，本是邻居，加之我又常给他们供稿，自然对这张报纸就十分熟悉了。
《战旗报》的前身，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机关报《人民战士》。1947年4月28日，在太行山下的河北省磁县山底村创刊，由刘伯承司令员题写报名，邓小平政委题写贺词。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整编为中原野战军，1949年4月，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人民战士》报始终作为这些重要军事机构的党委机关报转战南北，随时发声。
1950年2月，以二野和一野18兵团为主组建了西南军区，《人民战士》报便自然成了西南军区的党委机关报。1955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撤销西南军区，将其一分为三：即成都军区、昆明军区以及西藏军区。《人民战士》报便随之更名为《建军报》，并留作成都军区的党委机关报了。在《建军报》的首发号上，成都军区司令员贺炳炎上将亲笔题词：“把领导意图与群众智慧结合起来，教育群众并引导群众前进。”这与毛泽东同志一贯主张的“群众办报、教育群众”的主张是高度一致的。
再随后，大西南部队的军事指挥机关几经分合，《建军报》暨1965年更名为《战旗报》，其职能与容量也多有变化：1968年西藏军区并入成都军区，次年10月，原西藏军区的机关报《高原战士》亦并入了《战旗报》；1985年昆明军区与成都军区合并，原昆明军区的机关报《国防战士》也并入了《战旗报》；再后为压减报纸，成都军区政治部的《两用人才报》《军营银幕》也先后合并其中。
这7张报纸的转承脉络，折射的不仅是建国后西南地区军事指挥机关的演变轨迹，而且更展现了当年刘邓大军创办的这张报纸的博大情怀，她们就像流经云贵川藏的金沙江一样，川流不息，大度包容，不拒洪涔，水涵各家啊（钱珝《江行无题》云：“水涵秋色静，云带夕阳高”）！
在战争年代，报纸是所在机关首长的宠儿，走一路带一路。红军长征那样艰苦，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也一直跟随到底。《人民战士》报亦然，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24日二野、三野两路野战军全面占领南京，《人民战士》报编辑部也跟随二野机关驻进了南京城，还在国民党“中宣部”大楼办公，在“中宣部”管理的东南印刷厂一次性印报上万份，详细报道南京解放的经过和部队进城的盛况。
特有意思的是，攻占南京时，《人民战士》报记者靳思彤跟随攻城部队一路战斗、采访来到了总统府。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府败退时留下的这个狼巢虎穴的一片狼藉，还翻看了蒋介石办公桌上定格于4月22日的台历。坐在“蒋总统”的宝座上，《人民战士》报记者靳思彤感慨良多。
报纸是时事的宣传者，也是历史的记录者。当年当时的新闻，往往成了今日今时的珍闻。翻看着这页页发黄的记录，当年的刘邓大军，即后来的中原军区、二野部队，以及再后来的西南军区、成都军区几十年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一一展现眼前：如鲁北大捷、千里跃进、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进军西南、十八军进藏、平叛胜利、边境作战、南疆扫雷、联合演习、抗震救灾、国际维和，哪一件不气贯长虹，掷地有声？还有那一大批先进集体和英模人物，如乌蒙铁军、墨脱戍边英雄营、岗巴爱国奉献营、邱光华机组，田清堂、王克勤、张英才、魏小唐、张福林、史光柱、安忠文、张洪、梁强、李素芝等等，哪一个不光彩照人，令人感奋！
三
办报人很难深想，报人当时宣传了别人，却同时也宣传了自己。正如卞之琳写张充和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人民战士》报在几十年的成长发展中，也留下了不少颇具影响的报人，他们在装饰着别人的梦，也同时装饰了自己的窗户。
刘伯承、邓小平任命的第一任人民战士报社长兼总编辑是胡痴，你一看这名字，就知道这是个有学问、爱工作、热心于办报的学人。胡痴1917年5月出生于直隶省（今河北）深县，“七七事变”后参加八路军，一直在部队从事宣传、新闻工作。他奉命组建《人民战士》报时，在战壕里开编前会，在蜡烛下写创刊词，在老乡的炕头上做完了期期报纸的编排，还曾在马车上完成过印报发行，硬是把刘邓首长的命令和战斗胜利的喜讯，传遍部队和解放区。
1955年，他奉命调任北京参加创办《解放军报》，历任解放军报社总编室主任、副总编辑、代总编辑，新华社代社长等职。在军报工作期间，他亲自组织领导和参与了“学习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等军内重大先进典型的宣传报道，在军内外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第二任该报的社长兼总编辑是吕梁，1920年7月出生，江苏无锡人，1938年入伍，同年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先后在林县军分区、太行军区、中原野战军、西南军区、解放军报社等单位工作过。参加了抗日战争中晋东南敌后多次反扫荡战斗，解放战争中参加了南渡黄河，挺进豫西，解放洛阳以及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大西南战役，荣立一等功两次，荣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他颇像南宋的陆游，“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又似随后的辛弃疾，既冲锋杀敌，又挥毫为文，立功、立言集于一身。还像西汉的李广“将军未挂封侯印，腰间常悬带血刀”啊！
吕梁在担任解放军报社社长期间，主持了该报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军事训练改革的宣传报道，影响颇大。
我当时正在北京军区某师任新闻干事，曾多次聆听他讲军事新闻写作课。他面洁如玉，举止若兰，吴侬口音亲切入耳，既回忆战时新闻报道的优良传统，又分析新时期新闻写作的发展变化。听他的课，简直就是一种高端的艺术享受。吕梁一生著文颇丰，有《抗日游击队的故事》、《夜渡黄河》、《最后的党费》、《前线办报杂记》等著作存世。
四
我担任《战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是1999年8月至2003年6月期间。我辈办报从环境、资历、贡献以致德识勤绩，自不敢与开山先辈们同日而语，但任职期间报纸扩版一事，却略可记载。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正是信息爆炸和纸媒、电媒争相辉映的年代；而成都军区这个兵撒云贵川藏渝的西南最大军事机关，却一无广播电视，二无对外网络等媒体，唯有一张已传承几十年的四开小报，显然已不适应时代需求。于是在时任司令员廖锡龙、政委杨德清上将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几次上报总政、又经国家新闻出版局批准，《战旗报》终于完成了由四开小报到对开大报的华丽变身。
《战旗报》这一蝶变，乐坏了战旗人，也忙坏了战旗人。因从申请扩版到正式印报，只有4个月，人员要重组培训，设备要换代更新，报头、报徽和版面栏目要重新设定，特别是办报理念、管理方法更要进行一番革新。我与两位副社长赵忠路、李松柏迎难而上，齐心努力，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报社创办以来的第一个总编室成立了，原后勤编辑室主编任慎友带刘励华、赵忠泽等同志负责组建这一新机构；政工和军事编辑室主编黄泰林、高凡四下物色编辑人才，抓好现有人员素质培训和大报版面栏目的设定；通联编辑室主编杨巨宝借鉴兄弟大报的办报经验，起草改版后的报社工作流程，疏解报纸印刷和邮局发行中冒出的诸多问题……
难忘2000年12月31日，即大报正式出版的头一天晚上，编辑部办公室灯火通明，战旗人要把改大报的庄严、欣喜、使命、责任通过消息、社论、述评、贺电、书画、照片高质量地展示在各个版面上。我也按耐不住喜悦的心情，连夜赶写了一个版的通讯《此情可待成追忆——军区党委关心支持战旗报扩版纪实》，安排在扩版首发号上。不想，这“追忆”一言，15年后竟一语成谶，灵验兑现！
那夜战旗人难以入难，文章改了又改，版面调了又调，字体换了又换，用“毛体”拼组而成的报头和以“八一”战旗飞扬为主图案的报徽，描了又描，签印的时刻到了，突然一个问题冒了出来：一幅用于字画贺庆版头条的一位北京新闻界领军人物的书法作品，不慎将“再创佳绩”中的“绩”字，误写成了“迹”字！
开版就有这样的瑕疵不好，谁敢保证“咬文嚼字”的先生们不对此严加指责呢？而夜半三更要改动名家手体，又谈何容易！美术编辑面有难色，书法大家不愿“造次”，值夜班的众多人员面面相觑……我说：“离了张屠夫，就吃带毛猪”不成！赶鸭子上架吧——拿纸墨笔砚来！于是自己动手反复模仿其笔迹，稍时，一个“绩”字如出一辙，跃然纸上，随后又严丝合缝地完成了“搬家”！第二天，我将此事电话报告了那位居住北京的首长，他感谢再三，称赞我们办事认真负责，并重新寄来了一幅新的同语书法作品。
《战旗报》扩版20多天后，战旗人迎来了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2001年1月22日上午，军区司令员廖锡龙、政治委员杨德清上将，在副政委屈全绳、政治部主任胡永柱两位中将以及副主任周安准、王连贵少将的陪同下，来到报社视察工作，看望干部职工。两位军区首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贺报纸扩版成功，表扬报社善于把军区党委首长的思想、工作意图落实到版面和报道中去，鼓励报社工作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努力把报纸办得更好！
第二天《战旗报》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消息并配照片，许多“老机关”说，这样多的将军同时到一个机关二级部单位视察工作，这在成都军区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五
一切事物的成长发展，都有其生灭消涨的自然规律。我们既看重它的逝去，又难忘它曾经拥有的灿烂和辉煌，更庆贺继我之后的刘春光、南远景、陈德杰各位社长把这张报纸办得愈是风声水起，多有看相。
如今在“战旗”飘扬近70年后，竟然庄严谢幕了，这使我想起李白的一首名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战旗”虽远去，但曲终人未散，整装犹待发！我们祝愿刘邓大军当年创办的这张报纸，像其“金沙江”文学专版的名号一样，继续带着大西南的诸多水系，流入长江，汇入大海，卷起更大的波澜！
（作者系重庆警备区政治部原主任、少将军衔，曾担任《战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