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火烧晨报馆事件

　　文/智效民

　　一场群众运动如何演变成一个暴力事件？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宽容的风气，要变成一个更残忍的社会

　　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的好感和狂热，20世纪上半叶集中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十月革命以后，对苏俄革命民粹主义式的想往；第二次是30年代，对苏俄计划经济强烈的兴趣。在这之中，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模式的讨论时断时续。

　　1925年11月底，北京爆发了号称“首都革命”的群众运动。这次运动由北京大学教授朱家骅和陈启修领导，参与者除了青年学生以外，还有工人、车夫等劳动群众。由于朱家骅、陈启修分别是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因此这次“首都革命”是国共两党合作的产物。

　　示威活动从28日开始，第一天有三万多人，第二天达到五万左右，并在天安门召开了国民大会。会后，集会者兵分几路，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其中一路手持“打倒晨报及舆论之蝥贼”等标语，高呼口号，向位于宣武门大街的晨报馆奔去。不一会儿，报馆接待室起火，室内陈设全部被砸。所幸消防队及时赶到，火势才被控制。据当时担任《晨报副刊》主笔的徐志摩说，大火之后，“馆员们的衣服，听差们的被褥，厨子们的家当，会客室里的新置的一套沙发，壁上挂的画片，全没了”，但是机器和稿子却没有受到什么损失。

　　晨报馆在“首都革命”中遭此劫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晨报》被视为研究系的机关报，而研究系的全称是“宪法研究会”，以主张实行宪政而得名；二是1925年10月徐志摩担任副刊主笔后，发起一场“对俄问题”大讨论。在讨论中，反对苏俄的一方明显占了上风，这显然是晨报被烧的直接原因。

　　“对俄问题”大讨论由陈启修的一篇文章引发。文章题目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分吗？》，目的是为苏俄在中国的行径进行辩护。陈启修又名陈惺农、陈豹隐，是第一个翻译《资本论》的中国人。他的文章在《晨报副刊》发表后，著名政治学学者张奚若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为题，进行反驳。

　　文章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许多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都参与了讨论。在短短一个多月里，仅《晨报副刊》就发稿近30篇，并开辟了“对俄问题讨论号”专栏。徐志摩认为，中国对苏俄的问题，至今是个不曾开刀的一个毒瘤。尽管里面脓水已满，却没有一个人去触动它。张奚若敢于捅破这个毒瘤，是这个最无耻的时代里能够挺身而出的最知耻的人。

　　有意思的是，在此之前，徐志摩向张奚若约稿，张写的第一篇文章是《副刊殃》。文章一开头就说，副刊整天胡说乱抄，毒害青年，还不如一把火烧掉。为此，徐志摩写了一篇很长的“附注”，说张奚若是一位“炮手”，是一个“硬”人，有了他的支持，办副刊就不孤单了。徐志摩没想到，张奚若的这句气话，居然会一语成谶。

　　胡适与张奚若、徐志摩是最好的朋友，只是由于见解略有不同，没有参与这次讨论。火烧晨报馆事件发生后，他立即向陈独秀表达自己的意见。当时陈独秀反问他：“你认为《晨报》不该烧吗？”这句话对胡适刺激很大。几天后，胡适在信中对陈独秀说：几十个暴动分子围烧一个报馆，这并不奇怪。但你是一个政党的负责领袖，对于此事不以为非，而以为“该”，这使我深感诧异。在这封信的最后，胡适忧心忡忡地说：“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惨酷(残酷)的社会。”

　　除此之外，火烧晨报馆事件受到知识界和舆论界的普遍谴责。著名学者燕树棠以《爱国运动与暴民运动》为题发表文章说：“有一派主张激烈的人要假借这几次国民大会的名义，利用青年报复的心理，买动城中无业的匪徒，乘政治变动的时机，达到他们扰乱治安，制造恐怖的目的⋯⋯这种暴民运动破坏社会生存的基础，不减于军阀土匪的行动。”

　　12月7日，《晨报副刊》停刊一周后继续出版。徐志摩在《灾后小言》中说：“火烧得了木头盖的屋子，可烧不了我心头无形的信仰⋯⋯”——这信仰，就是他一再强调的思想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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