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由
陈平原先生一向关心大学建设之事，并已出版《北大旧事》、《北大精神及其他》以及《中国大学十讲》等几种书籍，将北大故事娓娓道来，文章平淡从容而意旨遥深。不过近日阅读陈先生的新书《大学何为》却颇有些失望。
所以这样说，是因为2003年北大教改之争经过媒体推波助澜，使得国内大学存在的诸多问题进入大众视野，尘埃落定后，教改之争的双方都有文章结集成书出版，但从大学理念、精神、管理等方面作系统阐述的专著却难得一见。大学在现代的功用是什么？大学如何在“象牙塔”(独立性)与“社会服务站”(社会需求)两种定位之间取得协调？如何在学者研究与育人方面取得协调？如何在教育学科越来越专精的前提下保持一定的人文通识教育？通识教育的合理性何在、学科如何设置、老师如何配备？中国大学必须往国际化方向发展，但如何在发展华族文化及建设华人族群认同方面有更多的贡献？这些问题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先生在《大学之理念》中提出的，如果要讨论“大学何为”皆绕之不开。而陈先生这本书对这些问题显然没有什么更深的讨论，虽然《大学何为》也依照“大学记忆”、“大学理念”、“我的大学”有所体例编排，但通观全书，文章固然都写得不错，但对大学的问题视野未免稍窄了一些-更多的是在讨论大学的“人文精神”。
金耀基先生的著述纵横捭阖，从西方大学理念的数次大变迁入手，以现时代大学生存之社会为背景，讨论问题的逻辑相当严谨；而陈平原先生的文章则更多地是一种人文学者的人间情怀，与其命名为“大学何为”，不如命名为“我心中的大学”。陈先生在讨论大学的“人文精神”时与金耀基先生的最大差异是，金耀基很清楚保障人文精神的前提必须是以“专精教育”为主导，而“人文通识教育”为辅，问题只在于如何使得人文通识教育不成为大学课堂上的“小甜点”，而使之成为大学人文精神的传播载体；但陈先生很显然忽略了“专精教育”对于现时代大学的重要性，人文教育的程序化设置也讨论得不多，更多的是充满理想和情感地谈论“大学以精神为最上。有精神，则自成气象，自有人才”，但是， 无疑“找大学”为了“找工作”是现时代大学生最大的考虑，而在此现状下如何保留和阐扬“人文精神”才是更需思考的事。
当纽曼(《大学的理念》，1852)颂扬古老牛津之理念时，新的牛津却正在孕育生长之中；当佛兰斯纳(《大学》，1930)宣述“现代大学”之精神时，他心目中的“现代大学”却已经濒临死亡。时代在变化，大学的机体也在变化，如今的大学已越来越复杂，而中国对西方大学(尤其是美国)理念的学习又是在他们的变数中学，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必须进入国内学者思考的视野--陈平原先生说现在谈大学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本土情怀。不过，我却觉得在此意义上缺的恰恰就是国际视野，学习美国大学的表象制度并不意味着具备了国际视野。套用去年那本《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说法，西方的大学在方生方死间发展，而中国的大学也不在于凑“世界一流”的热闹，得先学死再学生。
在此意义上，薛涌论美国高等教育的新书《精英的阶梯》倒真值得一读，该书文章所涉美国高等教育内容极广，诸如对美国大学排名、不同类型大学的比较分析；上大学的费用以及奖学金制度；怎样在美国择校--注重本科教育与注重研究的大学的区分；美国精英大学生的内部凝聚力及其分化；中国与美国大学理念、精神的区别等等，大都说得直白清楚。通过对美国大学问题的分析以及和中国大学的比较，薛涌也给中国高等教育病症提出了很多解决办法--尽管这些办法是否可以实施还得另说，不过最起码薛涌的著述具备了比较开阔的视野。
最近，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收本科学生已再一次吹响了全球化背景下大学竞争和人才抢夺的号角，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思考中国内地大学如何在高等教育的前提下保持竞争力，中国大学的建设者们和思考大学的学者们有必要将问题意识做一次质的提升。
《行为糟糕的哲学家》
在哲学家的面孔背后，萨特有狂傲独裁者的特征，尼采成为“纳粹的教父”，他甚至终生几乎没有性生活，叔本华则始终在失败的阴影里徘徊……自私、暴躁、淫乱，伟大的哲学家充满矛盾的世界在这本书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展现，那些与他们的思想背道而驰的糟糕行为，让我们不免思考思想与日常行为之间复杂的关系。
(英)尼格尔·罗杰斯 麦尔·汤普森著 吴万伟 译
新星出版社 2006年6月 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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