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崔健：艺术不与时代共鸣是一种堕落

　　20年前，摇滚第一次出现，景象颇为辉煌。不过，我认为摇滚乐现在才真正像摇滚，而且刚刚迎来辉煌

　　□ 本报特约记者 于贞志

　　1986年，崔健以一曲《一无所有》登上摇滚舞台，随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专辑的出版，奠定了他的江湖地位，直到现在，他还被很多人喻为摇滚教父。只是到90年代中期后，他甚少作品推出。

　　今年中秋，崔健本计划在北京宋庄艺术节上亮相。无奈演出因种种原因最终流产。在《财经时报》对他的专访中，崔健对这个时代依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我并不烦李宇春

　　《财经时报》：十多年来你一直在自己家里制作音乐。家庭制作是怎样的一种创作状态？

　　崔健：我的家庭制作是从1995年开始的，《无能的力量》这盘专辑就是在自己家里制作的。《无能的力量》在英语里的表达是“无权者的权利”，这其实是外国作家哈维尔的书《化地为牢》中的一个概念。在我的理解里，它就是理想与现实差距的那个值。

　　为什么我会走这个方向？完全是由于我的个人兴趣，可以说是歪打正着。当然，我不鼓励所有的音乐家都在家制作，但家庭制作的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它改变了我的作曲方式。在家里，你发现一切都是有感情的，不光是你的嗓子，你的每一件乐器，甚至鼠标的轻轻一点，在制作的过程中都充满了感情的意味。在国外有好多非常成功的艺术家，也都喜欢在自己家里制作音乐。

　　《财经时报》：听说你的乐手也在为超女排练，你怎么看待超女？

　　崔健：超女所用的乐手，大都是我们乐队的，他们是国内最好的乐手。当我们的排练和超女的排练冲突时，他们当然是去那边，因为他们给的钱多，而我这里的排练是没有钱的。我并不烦李宇春，她是真的喜欢音乐，愿意和音乐家合作，可以这样说，她给了一些音乐家工作的机会。

　　不要以人气评价一个歌手

　　《财经时报》：你在音乐创作中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比你更年轻的朋克音乐则充满了颓废，你认同他们的创作吗？

　　崔健：年轻一代的朋克歌手和我大多比较熟悉，在生活中也都是好朋友。我非常喜欢他们的原创歌曲。好多人对地下乐坛不太了解，但是如果你有机会深入其中，就会发现他们太有希望了，潜力是巨大的。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能以人气作为评价一个歌手的唯一标准。

　　《财经时报》：有人说摇滚乐就是愤怒，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商业让很多人不愤怒了，你怎么看摇滚乐的前景？

　　崔健：我觉得愤怒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准之一，当下中国在一个观念相对开放的环境下，有很多场所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在朝鲜，他们就没有愤怒，或者说人们没有任何渠道能够表达愤怒。

　　在中国，政治的覆盖面非常大，它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影响了我们的深层审美。所以我在这里说的政治不是单纯的政治，而是审美的，政治因素改变了我们的人性，因为它已经使我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在美国，据说娱乐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而在中国，有数字表明仅仅占了5.6%，所以现在的国内娱乐市场潜力非常大，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自己不重视这个。我们可以输出中国文化，又可以挣外国人的钱，这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好事情啊。

　　现在的中国才是真正的摇滚年代

　　《财经时报》：人们一般认为，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是中国摇滚的辉煌时期，现在摇滚乐和流行音乐一起处于低迷的状态。你自己怎么看？

　　崔健：我反而认为现在的中国才是真正的摇滚年代。20年前的摇滚因为是第一次出现，和人们传统的音乐概念狠狠地撞击了一次，因此大家记忆中好像很深刻、景象很辉煌。而现在的中国摇滚，从几年前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环境宽松的产业发展轨道。我认为，从一个文化形态的成熟度和产业的角度看，摇滚乐直到现在才真正像摇滚，现在刚刚迎来辉煌。

　　《财经时报》：现在很多搞音乐的都深受你的影响。那么，影响你音乐人生的又是谁呢？

　　崔健：影响，从表层看，是早年的西方摇滚音乐，比如披头士等。但是，从根本上来讲，最终决定了我的音乐创作、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的，是一种精神，是我对自己精神上的苛求。说具体一点，就是我始终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紧紧追随艺术的真谛。我始终认为，无论是摇滚还是其他当代艺术门类，远离了艺术本身是一种耻辱，不和时代产生共鸣就是一种堕落。

　　许多观众也以假为美

　　《财经时报》：2003年你发起了真唱运动，3年时间过去了，你觉得达到你的目的了吗？

　　崔健：远远没有达到我的目的。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老问题，甚至许多观众也以假为美，真没办法。

　　《财经时报》：有一些你的歌迷，把你比做中国的列农或者中国的鲍伯·迪伦，你赞同这样的比较吗？

　　崔健：我不敢和他们相比，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文化环境非常不一样，所以不应该和他们去相比。他们的音乐我非常喜欢，可以说我是他们的歌迷，或者说他们是我的一部分。不去研究文化背景的不同，而简单的说他是中国的某某，我不赞同这样的命名，这是非常懒惰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