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季与相声的批判现实主义

　　马季与相声的批判现实主义

　　马东说:“我跟我父亲交流对相声的看法，只能把该说的说出来，再往前就不能说了，再说俩人就冲突了。我父亲认为相声可能不会有那么多的社会作用，但是他觉得，第一，相声应该说实话;第二，相声是语言的艺术，你语言精彩，往里面加什么都行，语言不精彩，拿别的东西去撑，这不是相声。”

　　主笔◎王小峰

　　新中国培养的相声演员

　　马季先生突然辞世，让人感到非常惋惜，是中国相声界的一大损失。他去世后，在他的家里和广电总局临时设立了两个灵堂，供社会各界人士前来吊唁。在家里，摆满了各界人士送来的花篮，屋子里摆不下了，便摆在外面。前来吊唁的人一直不断，有些人从新加坡、

　　可以说，马季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个知名度最高的相声演员，他一生发表过的相声作品有三百多个，这在相声界是罕见的。而且，从相声的发展看，马季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不仅继承了相声的传统，也为传统相声赋予了新内容。他对相声创作饱含热情，在他去世前一天晚上，他还在修改相声作品。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我太热爱这门艺术了。”

　　马季从小家境贫寒，家里为了能让他活下去，很小他就被送到上海学徒，少年时期的马季属于性格比较开朗、淘气的人。由于他在上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是常宝华的亲戚，常家当时在北京开了一个“启明茶社”，专门说相声，马季因为认识常家的亲戚，就可以去茶社蹭听相声。马季的儿子马东在回忆父亲走上相声之路的时候说:“可能父亲有这方面的天赋吧，他的

　　后来，马季参加工作，单位是新华书店。其实，当时不管马季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命中注定他都会去说相声。

　　他在新华书店工作时候，是文体活动积极分子，是书店篮球队队员，那时候他二十刚出头，平时也不回家，就住在书店，除了上班，什么业余活动都参加。他那个时候饭量特别大，每天运动量大，工作也辛苦，跑来跑去，一顿饭能吃一斤七两炒饼。

　　1956年是马季人生的转折点，由于他当时表现很突出，新华书店领导也知道他不会在书店系统呆很长时间，所以当他第一次参加全国业余相声调演，被侯宝林先生看中的时候，对新华书店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曲艺杂家崔琦说:“侯宝林当时说这个孩子要调到说唱团，他是一个好坯子，我保证他能出来。既然侯宝林都说话了，就把他由海淀新华书店调到了广播说唱团。四位大师不同程度的培养他一个，他就进入这个专业的门槛了，那时候广播说唱团是最高的艺术殿堂。”

　　其实，当时文艺调演之后，他想去煤矿文工团，因为都是年轻人，而且都到了煤矿文工团，后来领导找他谈话，又把他转到广播说唱团。当时广播说唱团是中国曲艺的精英聚集地，当时相声界的“五虎上将”都在广播说唱团。大家都看好马季，他有四个老师，侯宝林是责任老师，这个条件是得天独厚的。“我父亲觉得一头扎进了从旧社会走出来的老艺人堆里，必须有点志气。因为他不是相声世家，完全是业余说出来的，时间长了就学到了很多东西。”

　　马季如鱼得水，天天搞创作，一写就写到很晚。后来，单位有人对他有意见，向领导反映，说他每天都是中午起床。团长说:“他是不起床，你知道他是几点睡么？”

　　“当他发现写相声是通往表演的捷径，并且写相声成为他的一种乐趣的时候，他的勤奋劲头是谁都无法想象的。他写相声非常快，看到报纸上有篇新闻，他看完之后就能写出一个相声。我父亲得益于两方面:他的老师，传统的功底太深厚了，这些传统的技巧，全都在他脑子里，他的每个相声作品里面都有传统的影子;我父亲上的学不多，在新华书店工作的时候，他开始关心时事，他把这些东西和传统技巧糅合在一起的时候，东西出来的就快。”马东说。

　　常宝华在回忆与马季的交往时说:“马季勤奋好学，我是在50年代末认识他的，我跟他说，你原来在新华书店工作，有很多书我买不到，你能帮我买《可爱的中国》、《方志敏在狱中》、《红岩》和一套《十万个为什么》吗？他说:你甭管了。然后第二天亲自把书题上名字:马季赠，给我送到家。这套书我一直珍藏在家里面，我那套《十万个为什么》不知道翻了多少遍。”谈到马季，常老先生长叹一声，“他把很多财富都带走了”。

　　“文革”中的马季

　　马季在50年代后期便开始走红，这一方面得益于他的老师，另一方面，广播说唱团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电台经常把说唱团相声演员创作的作品录成节目播出，马季的产量比较高，所以他的作品能经常出现在广播里，同时期的其他演员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而那时广播虽然不是很普及，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媒体，所以，马季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崔琦说:“马季当年最红的时候，一上台就是满堂掌声，‘最近老没和朋友们见面了……’哗——下面就是掌声。他说什么观众都笑。”

　　崔琦回忆说:“北京曲艺团的演出在前门小剧场，就是现在的大栅栏西口，就在那计时收费的演出，就是进去不要钱，给你打一个票，看你什么时候进去的，出来算时间，10分钟2分钱。这样上电台的很少，所以，很多演员就没有马季的知名度传播得快。马季说得也好，有朝气，基本功说学逗唱都很好，包括倒口，就是使用方言，所以很快被大伙知道。其实当时跟他年龄差不多的还有郝爱民，原来是搞话剧的，但后来知名度就没有马季这么高。”

　　就在马季在相声的海洋里遨游时候，“文革”开始了，他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相声被当成四旧破了，不能再说相声了。也就是在“文革”开始不久，1967年，马季认识了后来的夫人于波。于波是哈尔滨人，她和马季相识是因为一个叫焦乃积的人，焦乃积在铁道兵文工团，有一次去哈尔滨招演员，看中了于波。“一开始我姥姥不愿意我妈妈离开她身边，焦乃积就跟我姥姥说:‘她的婚事就包在我身上了，我要给她找个好男人。’就是因为这个，他把我爸介绍给我妈。‘文革’开始，大字报满天飞，我爸心里也没底，所以他想，先把自己不好的一面都摆在我妈面前，所以他认识我妈之后，第一次约会，就带我妈到广播说唱团那个粉楼，里面全是关于我爸的大字报。我妈在认识我爸之前老觉得我爸是个老头，我妈听说过我爸的名字，在广播里永远跟侯宝林、郭启儒、刘宝瑞的名字在一块，所以焦乃积跟我妈说给他介绍个人叫马季的时候，我妈说:‘是老头啊？’我妈认识我爸后，觉得他是个很实在的人。”马东说，“我父亲1967年底跟我妈妈结的婚，结婚后5个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妈当时是军人，军人的社会地位非常高，我妈说，怎么我也会跟着你。1969年，我爸爸被下放到嫩江干校，一去就是3年。我妈去火车站送他，那个年代，你不知道这人一走，是不是还能活着回来，有军代表在旁边，你还不许哭。我爸爸去干校还不是最惨的时候，在北京挨斗才是最惨，挨打。当时造反派的头头儿，现在也就相逢一笑了。那个年代荒诞得让人不能理解。”

　　在那个国家主席都可以被斗死的年代，很多事情现在回想起来都难以让人理解，关于马季，人们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在“文革”期间打了师父侯宝林。马季在公开接受采访时唯一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时也未置可否。崔琦说:“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事肯定是有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际关系，儿子爸爸都可以反目为仇，夫妻都可以当敌人，所以应该历史地看这个问题，而马季他自己也承担了一些责任。马季69岁的时候，他的徒弟在北京饭店给他过生日，送上一个大红袍，众星捧月，马季肯定是功成名就了。但是马季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说我马季从小学艺，热爱相声，到现在大家对我很抬爱，其实我在很多地方表现得很无知，也许在过去大家跟我的交往中，同事间朋友间，我也许不经意地没有意识地说的话办的事情给哪位造成了伤害，我应该对这些朋友表示抱歉。原话就这意思，我觉得一个人过生日的时候，他能够说出这样反思的话来，是很难得的。”

　　但是后来师徒关系到底是否缓和，也是个谜，常宝华说:“我记得1974年我回到部队的时候，马季要请我吃饭，同时侯宝林先生也要请我吃饭，在当时是‘文革’的后期，他们的师徒关系有很多传说，有这样那样的矛盾，我就不管有什么矛盾，为了缓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就说我们就合二为一。我觉得不在于这顿饭，在于在一起能缓和这种关系。当时我们三个人就谈相声，一聊就没个完。”

　　“我没跟马季谈过这个事情，反正师徒两个人后来一起到香港演出了。原来有过你不去我去这种情况，‘文革’之后也有过这个情况，有一次外地来约角，分别约的这两个人，好像后来侯先生没去，因为听说有马季。后来为了相声大局，两个人摒弃前嫌，携手到香港去了。但是生活中基本上再没有什么交往。”崔琦说，“这账应该算在‘四人帮’的身上。”

　　“文革”让很多相声演员心灰意冷。在嫩江下放的那段经历，马季的主要工作是给连队的人做饭，这期间他学会了双手和面。后来，“一号命令”下来之后，马季又被调到河南周口一带。很多相声演员在一起，都觉得以后相声这碗饭没有了，像郭全宝，希望以后能骑着三轮车卖菜就行了，大家都在为自己设计未来。但是马季坚信，一定还会说相声的。后来大家陆续回北京了，但没有机会说相声。马东说:“父亲那时候还是忍不住写相声，他当时看中国援建坦桑尼亚铁路的新闻，就写了《友谊颂》，这个作品被改了无数次，但是他们都没觉得这个相声能演出来。直到有一天通知他们参加‘五一’游园会，在中山公园演出。结果被当时拍新闻的给录了下来，然后就用在纪录片里了。这个片子是姚文元审查，当时大家都觉得没有通过的可能性，姚文元可能也没仔细看，一点头就过了。这个纪录片一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非常敏感，纪录片里居然有相声，那这个相声就可以在电台里面播放，于是就把我父亲叫到电台录了这段相声，这也成了‘文革’期间第一段相声，这时候是1973年。很多年轻人以为相声就是这时候开始的。我父亲在获得相声终生成就奖的感言里面说:‘我在没有笑声的年代里，还能给大家带来笑声。’后来发现，还是可以说相声的，就有点松动了。我妈跟我说，我爸真正忙起来就是从干校回来，虽然开始没有演出，但是可以在节假日游园的时候演出，所以他原来创作和表演的热情又一次彻底被焕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