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街头顽主到军绿一代

　　青春，这个被无数人无数次书写过的命题，在怀旧风甚行的消费时代被作家、被导演、被演员重新诠释，竟然得到了老、中、青三代观众的集体膜拜，电视、碟片、网络，三种渠道，无限风光。

　　撰稿／陈 冰(记者) 解宏乾

　　2005年《血色浪漫》，2006年《与青春有关的日子》，2007年《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连续三年，每年一部以青春为主题的电视剧大热。《血色浪漫》在血色昏黄中弥漫成50年代人昨日的记忆；《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细腻地还原了60年代人在动荡年代中展现出的“动物凶猛”；《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电视剧更名《我们遥远的青春》)则缅怀了70年代生人刚刚逝去的青春经历。三部电视剧在无形中悄然串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数代人截然不同的青春与命运。

　　这些迥异于日韩和我国港台偶像剧的青春片，以逼真的记忆和鲜明的时代印记穿过时间的隧道，来到心灵荒芜的互联网时代。50、60年代人开始重新回味这段挥洒在放逐与呐喊声中的青春，70、80年代人则在他们的故事中艳羡着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有人说，青春都一样，因为那是一段为成长付出代价的历史，一段犯了错误连上帝都会原谅的美好岁月，一场绽放到极致却结束得太仓促的约会；也有人说，青春不可能一样，因为巨变的时代，因为独特的个体，因为强烈的自我矛盾与时代冲突永远在纠结。

　　无论如何，每代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直面历史和现实，在反思和救赎中开始新的征途。

　　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着最初的梦想，感受着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都梁《血色浪漫》

　　钟跃民、袁军、张海洋、李奎勇，“文革”以前，他们只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学生，“文革”开始了，他们的命运也随之改变。当年混乱而血腥的京城，他们从属于不同的派别，他们可以为了一句话而杀人，他们吹着口哨挑逗漂亮女孩，他们捍卫着他们那个年纪不明白的东西，他们看似满不在乎，却在玩世不恭的眼神中伤害与被伤害……

　　《血色浪漫》描写了当年的一个特殊群体：以钟跃民为代表的一群老红卫兵几十年的人生沉浮。故事从1968年那个多事的年代开始，那时“文化大革命”初始的狂热已经过去，当初曾经带头造反的一批高干子女，父母们受到冲击，关进“牛棚”，他们自己也从造反派沦为北京街头的顽主。

　　他们穿着将校呢，骑着锰钢车成群呼啸着“拔份儿”(显威风)。他们“拍婆子”(与女孩搭讪)，动刀子，在天桥、月坛打群架，在“新侨”、“老莫”胡吃海塞。他们玩世不恭，和智障儿童、警察“逗闷子”，偷自己家的古董卖钱后大家一起挥霍。但是最终也没有能够避免那一代人共同的命运：下乡、当兵、回城，经历各自的人生悲喜。

　　那个时代结束了，少年弟子江湖老，每个人都回归了看似正常的生活轨迹，他们的灵魂却再也回不到从前，因为生命中有些痕迹是擦抹不去的。

　　《血色浪漫》的导演滕文骥出生在40年代，所以，钟跃民的青春时代是他异常熟悉的时代，而表现那个年代的青春一直是他心中的一个梦。然而，滕文骥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剧本。而以业余作家身份出道的编剧都梁开始摸索着描写那段自己经历过的岁月。

　　导演滕文骥认为都梁笔下的钟跃民绝对是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他们这帮干部子弟“文革”之初的优越感在一夜之间被打击殆尽，从红五类到黑五类的强大落差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完全和主流社会脱离的状态。“轰轰烈烈搞‘文革’已无热情，开始变成逍遥派。他们是顽主，但又不同于地痞流氓、纨绔子弟，他们有着强烈的抱负，所以后来大多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青春特色。作为国内的第四代导演，滕文骥爱把这代人表述成深受苏联教育影响、对新社会有着满腔热忱、对毛主席有着无限崇敬的苏式青年，看以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苏联文学，听柴可夫斯基的古典音乐，唱《山楂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在艺术上追求正统、温馨的效果。

　　当《血色浪漫》获得70、80年代人热烈追捧的时候，滕文骥有些意外。他本以为这不过是一段拍给中年人看的戏。在大学生电影节上，带着新片子出席的他被大学生追问的全是有关《血色浪漫》的事情。大学生们冲着钟跃民的扮演者刘烨直叫唤：“钟跃民，钟跃民，牛逼！”

　　年轻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滕文骥之所以那么喜欢这部电视剧，是因为那个年代在他们看来完全是不可想象的，他们自由自在的青春岁月太让人向往了。这样的反差多少让滕文骥有些错愕。《血色浪漫》中的时代悲剧在当下年轻人眼中却成了青春放荡的天堂。

　　这部戏在中年人中的反响也大大超出了滕文骥的设想。“一般电视剧写这样的题材，不会火成这样。那段时间简直不能说这部戏。我去美国，北美华侨拉着我说《血色浪漫》太好了。他们作为第一代移民，正好经历过钟跃民经历过的一切。”

　　一位素不相识的军长一定要请滕文骥吃饭，说自己就是当年捅“小混蛋”(剧中一混世魔王，有多条人命在手)的那人。还有一位深圳市委领导，点名要滕文骥到深圳去一趟。结果，这位领导为的就是在饭桌子上和滕文骥畅谈一下《血色浪漫》观后感。剧中郑桐的扮演者是当今某位省部级高官的外甥，这位领导在私下里对郑桐说，戏太真实了，那就是他们的生活。

　　今天之所以区别于昨天，恰恰是因为昨天的感受依然在我们心中。在我们生命的每个角落，都会有一个被加工好了的故事。不管结局是福是祸，也不管它是美丽还是悲伤，岁月的洗礼总能给我们留下淡淡的回忆。这或许就是生命值得延续的魅力。

　　——叶京《与青春有关的日子》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以下简称《青春》)由叶京执导，主要描写了五六十年代在北京一个部队大院出生的一群年轻人，他们的童年属于那个被高高围墙圈起来的“领地”，他们的青年被火热的部队熔炉锤炼与敲打，然后，他们在经济的大潮中迷茫、彷徨，挫折和历练让他们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

　　怀旧式的主题使该剧突破了一般言情剧的戏路，让所有经历着、经历过青春的人产生巨大共鸣。2006中国电视节目榜将“最具纯真气质电视剧”颁给了《青春》。颁奖辞是这样描述这部电视剧的——它在《乡村骑士》的音乐流淌中，折射出中国1970年代的阳光，和盘托出并高保真还原了那些“军绿一代”灿烂而感伤的青春记忆。他们“轻易伤害别人，也轻易被人所伤”的传奇和一个时代的纯真，令80年代生人目瞪口呆并为之着迷；他们经历的“中国往事”，让今天物欲横流的价值观显得如此苍白。　

　　因为与《血色浪漫》在精神气质上的一脉相承，碟片出品方干脆打出了《血色浪漫2》的招牌吸引观众，而为了播出需要，电视台硬生生地砍掉了20集。导演叶京对此非常恼火，　但电视台的“阉割”之举却在另外一个层面加剧了碟片和网络下载的火爆，很多人就是为了看到那被删除的20集而追着看完了全版52集。

　　叶京说，这些大院孩子们经历的事儿从他导演的第一部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就开始了，“这其中肯定有我的生活，但是真拿每一个人去套是不现实的，肯定也套不上。《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也同样，里面有很多虚的和实的糅杂在一块儿。在本片结尾时候我留了个噱头，就是方言至今健在，现在京城小有作为。所以很多人认为，这是写王朔呢，而冯裤子这个名字自然会猜到是冯小刚，那汪若海就是写海岩了等等。实际上，观众这么去看一点不奇怪，谁让我放了这么一个烟雾弹呢，只能算是一个玩笑，一个调侃。”

　　王朔自然算其中“有名的人”，虽然王朔曾号称自己“我是流氓，我怕谁！”但在叶京看来，住在隔壁的王朔以及他的哥哥都是地地道道的乖孩子。“他哥哥跟我一直是同班同学，从幼儿园到小学。他们俩小时候在我们院儿是属于老实的，见了我们就要跑的，他父母回家也会教育他，不让他同我和我哥哥来往。”叶京说，他和哥哥正是王朔在《看上去很美》里提到的哥儿俩。“我哥哥的外号叫‘夜猫子’，当年附近的孩子一听‘夜猫子’来了，都闻风丧胆。”

　　他认为，生活在部队大院的孩子总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老是有一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我们越长越大，那个院儿里已经装不下我们了，觉得应该迈出这道围墙。我们院儿本身就小，实际上占的是后来海军大院的一部分，跟海军大院只是一墙之隔，就是现在的海军后勤部”。

　　“小时候，就如《青春》里面的台词，‘咱们从小一块偷幼儿园的向日葵，从楼上往过路的身上吐痰玩儿’，实际上这都是发生在我们院的幼儿园里，就是王朔在《看上去很美》小说里面写过的那个幼儿园。一个二层楼，从上面俯瞰，小时候那种童年的幻想，使我们把它叫成了‘飞机楼’。再长大一些后，与海军大院的孩子打架也是常有的事儿，但我们院儿的子弟全部加起来都没过千人。而海军大院的孩子是成千上万的，当时我们每次跟海军大院打架，他们一来就是黑压压一片，全望不到头儿，我们也就一两百人到头儿了，王朔就不在这之列。”

　　不过叶京认为，他们当时跟父母也有代沟，甚至有点儿势不两立的感觉。“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代沟更严重，主要还是因为我们那个时代背景造成的。从小就在这个高墙大院里面，天天看到的就是毛主席的那尊巨像，每天听到的都是毛主席语录，高呼万岁，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红旗下长大的。那个时候北京市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出门就是大马路，回来就是大院，就是面对着一面高大的黑墙，还有就是家庭的那种禁锢红楼。”而他跟他的哥哥也是属于这个院里最叛逆的两个孩子。

　　《青春》中有这样一段情节，当时有很多人南下广东，去倒卖录音机、蛤蟆镜、电子表等等东西，这也来自于叶京的亲身经历。“那时候我上班，就偷着跑到广州去。当时觉得去广东像是出国了，到了一个花花世界，哪见过呀，一下就晕了。就凑粮票，卖粮票，倒东西。王朔还帮我卖过电子表，挣了钱我们就经常吃涮羊肉去。其实现在说起来这根本就不叫事儿，但那个时候，成了一条罪状了。我们单位就说，你是一名国家干部、共产党员，搞投机倒把，倒买倒卖，就把我隔离审查，搁现在叫‘双规’了，关进了监狱。”

　　经过半年的审查，他终于被放出来了，“我出来以后，抱着那特脏的铺盖，坐在公共汽车上，车上的所有人都看着我。我坐332路，我妈到车站来接我，我妈第一眼见着我就哭了，我赶紧忍着把头回过一边。回到家，我爹从小打我们骂我们，可就这次我爹居然没有动我一个指头，并且和颜悦色地说了一句话，‘饿了吧？爸爸给你熬了一锅粥。’一句话我眼泪就下来了。”

　　半透明的冬夜里，宁静淹没了过去与未来，那么空灵而沉重的，如同小鸟跳动着的心脏，婴儿印下的足迹，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

　　——吕挽《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

　　8月7日，中国首部胶片电视剧《我们遥远的青春》在经过一年多的等待后终于在北京电视台首播了。其实，这部由陈道明监制、沈严导演的电视剧已经在网络和碟片市场上火了大半年，但凡看过的人都会无一例外地迷上那段“空灵而沉重”的青春。

　　电视剧改编自旅美作家吕挽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了李然与周蒙、葛俊与戴妍两对年轻人相爱却不能相守的青春故事。

　　中文系出身的吕挽说自己有叙述障碍，所以这个从大学时代就开始酝酿的故事一直等到8年之后才有了开局。在美国做家庭主妇的日子里，吕挽用了一年半时间来仔细编织故事的绝大部分内容，最后她竟然无论如何也写不出结尾来了。一年之后，她才找到小说的最终结局。

　　2002年吕挽回国毛遂自荐，十月文艺出版社里一位温婉的女编辑试探性地出版了1万本。吕挽说书卖得并不好，也就刚好卖掉这1万本而已。但是她很幸运，图书出版了两三个月，就被陈道明相中了。

　　陈道明把小说推荐给了曾经合作过《中国式离婚》的青年导演沈严，于是这位广告片导演开始了和陈道明的再度“牵手”。因为这位老戏骨的加入，年轻的4位编导将小说中舐犊情深的母女之情转换成了更具象征意味的父女之情。

　　相望而不能相守，电视剧在内在气质上秉承了这种感伤，并且和小说一样用老得起皱纹的桥段——女人的意外怀孕——来解释年轻人分分合合的理由。

　　很多人都觉得那个故事像是在说自己。所以，那些还在大学里甜蜜恋爱的青年男女，那些青春快要逝去的“老女人”们，那些已经很久没有和导演联系过的朋友全都哭得稀里哗啦。实际上，每个人哭的都是自己——那个被压在心底很多年，曾经青春、曾经傻里傻气、曾经不依不饶、曾经痛失和错过的，最真实的，自己。

　　小说安排了一个充满市井趣味的结局，女主角周蒙被生活的大潮冲击着，成为一个并不那么爱她的男人的妻子，结婚生子，出国回国，即便看见老公写给别的女人的情书，也可以安静地道一声：“你倒是收好了啊”，并不追究。这样的平淡和安静，与开始的认真和不依不饶比起来，更让人欲哭无泪。

　　电视剧则将周蒙的人生历程定格在遥远的山乡一脚——在那铺满落叶的山路上，摄影师李然和乡村教师周蒙用一个寄托了无限深情和思念的拥抱告别了曾经的爱情。他们都以为已经忘了对方，却发现对方一直在自己的心底最深处。他们想回到过去，却徒然无力。他，已经不是男孩，而是男人。一个已婚的男人，一个女孩的父亲，有不得不去承担的责任。

　　导演沈严坦承自己和很多人一样更喜欢小说微妙入时的叙述风格，但他不忍心看到纯洁的公主落入结婚生子的俗套人生，一个男人更愿意将完美的她保留在胶片上的最后一格。

　　这位日剧迷导演并没有按照通常的日韩偶像剧模式来架构自己的这部青春片，他强调应该用自己的心灵和眼睛来表达中国人对青春、爱情的理解。摒弃了过分的煽情与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在漫天黄叶的云南、在风高云淡的青藏高原，人们读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与《血色浪漫》、《青春》中动荡岁月中的北京特色大相径庭，《我们遥远的青春》踏踏实实地讲了一段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当代爱情故事，因为平常，就连那些既不漂亮也不帅气的演员们也变得格外亲切、真实。友情、梦想、漂泊、追求、遗憾、温暖、成长、眼泪、微笑，这些深深浅浅的痕迹在每个人的“青春”影集里定格为一卷发黄的胶片……

　　“实际上从一开始，隔离李然和周蒙的不是别的，是他们自己，是他们脆弱的人性，说得再透彻一点儿，是自私的人性。而人与人的关系越深刻，人性的自私越是暴露无遗。”吕挽的爱情理论是“因为无私的爱情和自私的人性永恒矛盾，所以爱情只能是一道没有谜底的谜面”。这大概是对70年代生人最好的爱情概括了。

　　对于生于1969年的沈严而言，拍摄这部电视剧，与其说是一次创作，还不如说是与青春的一次告别。“虽然我们的青春没有承载任何惊天动地的历史，甚至充斥着小资式的孤芳自赏，但她同样是美好的，同样是值得纪念的，同样是无处安放的。它没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它只不过是一个对青春的纪念。就像一本日记，一本相册，一首老歌在吟唱中莞尔一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