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音乐80年：千千阕歌

　　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发达的商业文化大背景下产生了走在世界前沿的中国流行音乐。那流传于灯红酒绿之所、风靡于大街小巷的“时代曲”，在半个多世纪以后，曲曲弯弯、磕磕碰碰地重现在这片大地上，只是依附于“港台”的外衣之下。

　　世纪末的最后20年，两岸三地共同创造了华语原创音乐的繁荣景象，不管是“光辉岁月”的Beyond、“青春舞曲”的罗大佑、“北京一夜”的陈升，还是“一无所有”的崔健，都记录下了那些“闪亮的日子”，留下了永不磨灭的音迹……然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数码下载的形式对唱片业带来冲击，“选秀”式的快餐音乐也使流行音乐陷入“唯商业论”的泥沼。有人怀旧，有人愤慨。80岁的中国流行音乐，路还在自己的脚下。(钱亦蕉)

　　黎锦晖和中国流行歌曲

　　当邓丽君的甜美歌声乘着中国改革开放之风飘进大陆，新一代年轻人以为流行歌曲来自港台。他们不知道早在20世纪末，黎锦晖就开创了中国的爵士时代。“黎派音乐”造就了三四十年代老歌的花样年华和电影流行音乐的世纪辉煌。

　　撰稿／钱亦蕉(记者)

　　黎锦晖这个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是陌生的，但在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他却是中国流行乐坛最红的名字，几乎人人都听过他写的歌。

　　中国流行歌曲发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华洋杂处的上海，一般来说，黎锦晖在1927年创作的《毛毛雨》(实际由黎明晖演唱、录制成唱片则在1929年)被视为中国本土诞生的第一首流行歌曲，距今已整整80年。

　　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黎锦晖这个中国流行音乐之父，却被当作是“黄色歌曲鼻祖”，而《毛毛雨》也成了“黄色歌曲”的代表。直到黎锦晖1967年在又怕又冷又病的情形下去世，“黄色歌曲”的标记仍如影随形跟着他。还好，4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可以用比较客观的眼光来对待这位“平民音乐家”，黎家人也可以自豪地喊出：“他就是中国流行歌曲之父”。

　　《毛毛雨》的诞生

　　在创作流行歌曲之前，黎锦晖已经创作了多个儿童歌舞剧。他的音乐创作是从儿童歌曲开始的，那首至今广为流传的 “小兔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儿开开，我要进来！”(《老虎叫门》)就是黎锦晖最早谱写的儿歌。应该说这是受北大校长蔡元培影响的产物，那时黎锦晖在北大旁听，参加了北大音乐研究会。当时有人把《孔子歌》配上日本国歌的旋律，让全国小学生唱，李叔同等人搞的一些学堂乐歌，曲调也都来自外国，蔡元培曾鼓励黎锦晖创作新歌。

　　虽然只有高中学历，但是受到兄长、语言学家黎锦熙的影响，黎锦晖早年积极参加国语统一运动。为了推进国语运动，他编写小学国语课本，而“学国语最好从唱歌入手”的理念使他进入儿童歌曲创作的领域。1921年，黎锦晖创作了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至1927年，他总共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和24首儿童表演歌曲。与此同时，他还主编创办了儿童文艺刊物《小朋友》，这是中国现当代历史最悠久的儿童期刊，他的大部分儿童音乐作品，都首先在《小朋友》上发表，《小朋友》与他的儿童歌曲一样流传甚广，连边远农村的孩子们都会唱。

　　“20年代初，他担任国语专修科学校校长，组织附属小学的学生们，演出儿童歌舞，目的就是推广国语。”黎锦晖的小儿子黎泽荣介绍说。“这些歌曲影响非常大，以后的作家、国家领导人，很多小时候都唱过这些歌。比如陈毅同志在部队里，就对我们的一个亲属说：‘你伯父的这些儿童歌我们从小都会唱。’”

　　西风东渐，当时的上海已露商业文明的端倪，但是却没有本土的现代流行音乐，街坊流传的还是一些民间小调，包括《十八摸》、《打牙牌》等淫秽小调。这时黎锦晖试图通过完善原有的小调曲调，并填入白话新词，来丰富平民歌曲。

　　1927年，黎锦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专门训练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门学校”，新型的黎氏教学法使学员在短短三个月便可上台演出。“一开始很少人来报名，当时对歌舞表演有偏见，很多家长觉得这是培养‘戏子’的地方，所以只招了三十几个学生”，黎锦晖遗孀梁惠方说。“他请来了留洋回来的舞蹈教师、歌唱老师来教这些孩子们。那时最出名的就是他女儿黎明晖。”

　　黎锦晖办歌舞学校不收学费，还包食宿，把自己的稿费都拿了出来。后来办不下去了，一来是因为经济方面入不敷出，二来是因为北伐成功，他在学校挂出了青天白日旗，这在租界是不允许的。不得已他改办“美美女校”，后又成立了“中华歌舞团”。

　　就是在这期间，他开始创作《毛毛雨》等几首成人流行歌曲，但还在团内流传，没有公开演出。随着“中华歌舞团”在南洋各地巡演，除了儿童歌舞剧、《总理纪念歌》外，黎明晖还演唱了《毛毛雨》、《落花流水》等6首“新型的爱情歌曲”。这些歌曲在国内印刷发行，两毛钱一个单行本，极为畅销。这是在都市歌舞升平的发达商业文化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流行歌曲，风靡于大街小巷，当时被称为“时代曲”。

　　1929年初，因经营不善，“中华歌舞团”在雅加达就地解散，黎锦晖、黎明晖父女流落南洋。为筹归国旅费，黎锦晖答应上海出版商，创作100首“家庭爱情歌曲”，以稿费来充路费。他就在新加坡绞尽脑汁写作这些流行歌曲，包括《桃花江》、《特别快车》等脍炙人口的歌曲，黎锦晖也一跃成为“流行歌曲”之王，一时洛阳纸贵。当时上海的百代、胜利、丽歌等大唱片公司，都以能约到黎锦晖的作品为骄傲，每个公司的大堂上都高悬黎锦晖的巨幅画像。

　　在他之后，黎锦光、陈歌辛、陈蝶衣等一批词曲作家奏响了上海流行歌曲的时代之音，形成了中国流行歌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空前繁荣。

　　几度“明月社”

　　除了是中国流行歌曲鼻祖之外，黎锦晖还是尝试商业化歌舞团的第一人。早在1920年，黎锦晖还在北京时，就成立了第一个以“明月”命名的乐队组织——“明月音乐会”。虽然这个组织并没有开展实质性的活动，但“高举平民音乐的旗帜，犹如皓月当空，千里共婵娟，人人能欣赏”的愿望和决心却从那时就开始了。

　　对于“明月”歌舞团体，黎锦晖是屡败屡办，孜孜以求。在“中华歌舞团”南洋解散之后，黎锦晖回到上海，重办“明月歌剧社”即明月社。1930年，明月社北上，在清华大学等北平各高校巡演，取得重大成功。随后明月社在华北、东北地区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公演，黎派音乐真正红遍大江南北。在大连演出时，曾有日本东京戏剧界人士邀请他们去日本演出，但当时中日关系日趋恶化，黎锦晖婉言谢绝。

　　东北演出结束后，明月社再度陷入经营困境，负债累累。黎锦晖与上海大中华唱片公司经理签约，为之灌录100张唱片，包括儿童歌舞剧和家庭爱情歌曲。此一百与之前的一百首歌，形成了“黎派”音乐的基础和核心。

　　为根本解决经营问题，专心创作，黎锦晖与联华影业公司合作，改明月社为“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流行音乐与畅销电影挂起钩来，明月社的很多明星也成了电影明星，比如黎明晖、黎丽丽、王人美等。黎锦晖的这个无奈之举，反而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影歌双栖明星培养基地。1932年，联华影业停办歌舞班，黎锦晖再次打出“明月”旗号。这届明月社因时局变化和内部不和谐声音而迅速瓦解。1935年，黎锦晖还组织过第三届明月社，虽以新歌剧《桃花太子》28场演出博得头彩，却仍以负债关门为最后的结局。

　　学者孙继南认为，“黎锦晖是中国现代文化演出商业化的首创者。可惜他缺乏从商经验与意识，在商业性的演出中只想到演出效果及演员个人利益，忽略团体积累；他办学、组团，无条件地培养人才，却任其来去自由；甚至往后有人劝他与演员订立合同，他也以‘我不是商人’为由不予采纳。长此以往，虽然从明月社‘飞’出众多的‘金凤凰’，而在另一方面却注定了他个人在歌舞事业上屡遭失败的必然结局。”(《黎锦晖与黎派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