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答问录

　　问：《致女儿书》很特别，跟你以前的创作都不一样，直接拿自己说事，怎么突然有冲动要对女儿说自己呢？

　　王朔：心情倒也没什么特别的冲动，我其实很早就想把过去的生活找个合适的口气一股脑讲在一个故事里，因为它们本来就在一个故事里——我是写自己的那种作者，不虚构，全玩真的，假装是一堆故事挺不诚实的，有点自己骗自己的意思，而且我也烦透了要把一个正在进行的故事找一个结尾变成过去完成时的所谓创作要求。

　　我也不想写太多小说，重复自己是一件可耻的事，最后写一个小说就完了，把自己来龙去脉交代了——对自己交代。等于实际上我从1991年以来，这十几年一直在找一个说话的口气，但是一直就找不到，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对她——女儿说，她必须听，就有一个对象了；写自己，谁会感兴趣，不是太自信；女儿必须感兴趣，有一个读者就应该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经仿佛如获至宝找到通道。但是你看，讲来讲去，感情太浓了好像也讲不下去了，讲到那么几万字就讲不下去了。

　　所以在后来——忘了哪一年，一怒之下就换成《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就换成了别人——方言的女儿，好像情感就能够不那么激动了，所以那个就讲得长点，讲了16万字，也仍然讲不下去了。因为有些事情也牵扯到其实还是心中有顾忌，好多生活经历过的事情想把它全讲出来，但是你说我再肆无忌惮，我也在考虑社会的接受能力。

　　问：当时写的时候你想过出版吗？真是当遗书写的?

　　王朔：当时没有想过。实际上当时我得克服自己那种观念上的束缚，其实我自己在写的时候，写到一个句子的时候，所有敏感的句子就是你们可能提到的，我都会在那儿停下来想这能不能通过，因为这么多年来被限制成这样以后，自己就有这个问题，有自我的约束在里头。当然这特别妨碍我讲事情，或者对我要写的东西进行一个透彻的描述。我特别想挣脱这个东西，在写的过程中，当然那时候我自己把自己放下，我想我不发表，这样就好多了顾忌就没有了。但其实仍然有。当时写，当遗书写，也是一个姿态而已，就是不发表，或死后才发表。这么想你能放开一点，实际上也没有全部放开，也仍然受限制，所谓的道德观念或是什么的。

　　问：私人化写作跟你以前的社会化写作有什么区别？

　　王朔：对我来说是一回事，我写的都是自己的生活啊，我没有写过别人的生活啊，我也没体验过别人的生活啊。因为写亲情，这种赤裸裸的亲情被认为比较私人化，而实际上我也不认为它有多私人化，就说我们那一代人吧，亲情是被严重扭曲了的，甚至空白的。所以我倒认为这本书引起的共鸣可能会超过我原来所有的小说。

　　问：你说自己是个自私的人，你有自己做人的原则。但在女儿面前你感到行不通了。这本书也可叫“忏悔录”、“思痛书”。

　　王朔：你说的是自私的原则，是吧？凡事当前先替自己考虑。其实，我也是这么做的，我对我女儿也并没有比对别人更好，但是不一样的是跟她自私时我产生了罪恶感，这是跟别人自私时没有产生过的，差别在这儿了。我个人认为这个特别重要——有没有罪恶感，对你看清事情的真相特别重要，假如你永远认为自己是清白的，你就永远看不到真相，天经地义也有可能不对。因为没有罪恶感，你会把好多廉价的行为称之为爱，给别人点钱就叫做爱，叫博爱，才不叫呢！就造成满街险象，抓起来一问都是弱者——好人？这种怪事。说实在的，我认为价值观颠倒是造成人无力向善的根源——以本人为例。

　　问：作为父亲，给女儿写这样一本书，在很多地方惊世骇俗。鲁迅在上世纪初有一篇文章叫《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你是怎样的父亲？

　　王朔：我当然觉得我做得很不好，其实我真没想过怎么做父亲，假如让我选择，我宁肯选择不当父亲。我曾经以为好像知道自己是谁，给我女儿讲我们家故事写到笔下，才发现压根不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甚至连我是什么种族也搞不清楚，连我爷爷奶奶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好多事情不知道，而且往回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我们原来想当然地认为我们是地老天荒就住在这儿的，但实际上不是，是迁徙来的，而且迁徙之远简直是，在这书里我才上溯到炎黄那儿，其实我得上溯到非洲去，最近复旦大学搞的DNA调查我们百分之百的都是非洲来人，跟北京猿人混血的一个都没采到，我们强调自己是龙的传人——爬行动物传人？要不要考证一下个别恐龙和猴子杂交的可能？说给谁听呢彰显自己的无知么？跟这世上所有人一样很没面子么？黄是中间色，肯定是黑白混的别不好意思承认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祖宗是非洲，祖宗之法、祖宗的规矩是：真相与和解。你还法哪儿啊？道法自然——岂是君君臣臣所能扮演的？失去了生物狭隘性，我觉得我作为父亲——复制生命接力赛的上一位传手也没有了优越的必要。我可不想当一个野蛮的儒家父亲，愚昧地认为位置靠前判断力就一定准确。孝，实在是弱者之间可怜的互相拴对儿的口头承诺。我的全部经验告诉我，正确的生活态度实在和年龄没关，非和年龄挂钩也一定呈反比关系。父亲所能做的、大发慈悲的就是小心不要把自己的恶习传染给孩子，必须在孩子第一次发问时就学会对他说：不知道，我不懂。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堵住这只自上而下索取的脏手，并且随时准备揭发上一代乃至上上无数代的伪善我是这么想的。

　　我希望我女儿将来是个天性解放的不背历史包袱的，也不因为她的肤色她的来历使她到世界其他地方生活有什么障碍。还是说到那句，就是说我们在精神上实际上是无产者，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没有一个精神特质失去了你就不能称之为人，或者不能称之为中国人这回事。我想跟她说的其实也是这个，因为她后来到国外去念书，她也面临很多文化困境。我们经常讲的东西方文化困境。我很心疼她，我还是那种古老的观念，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和家庭，小孩子不应该背井离乡去外国读书，那不是一种发达、可炫耀的事儿。另一方面我觉得那困境——反正已是既成事实了——不是不可逾越的，如果你认为它不可逾越它就不让你逾越。不让出身成为孩子成长的累赘我觉得这是我做父亲的义务，不是教育她的意思，只是想告诉她好多格言都是错觉。

　　问：你是一个懂得推己及人的现代父亲。书里有一句话，“用我的一生为你的人生打前站”……

　　王朔：那都是很感性的话。一代人和一代人就是那么一种前仆后继关系，我有了女儿后首先痛感儒家伦理有悖生活切实感受，孩子给你带来多大的快乐，早就抵消早就超过了你喂她养她付出的那点奶钱，这快乐不是你能拿钱买的，没听说过获得快乐还让快乐源泉养老的这不是讹人么？她大可不必养我，我不好意思。儒家伦常是保护老人的，是保护落后的，是反自然法则的。你看野生动物有养老的么？老动物们都自觉着呢。实际上养老是个国家福利问题，不是个人的生物义务，生物义务是养孩子，把DNA 往下复制，你让他倒行逆施不是人人都有这个反自然行为能力的，你把它规定为法律责任，你因此让他在这个无法完成的任务上产生罪恶感是不道德的。我们的父母这一代丧尽安全感，下意识不自觉——个别人故意——把自己的恐惧传递到孩子身上，家庭其实都破裂了但还拿铁丝箍在一起假装完好。老实说，我这一代孩子身上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些破裂家庭关系的影响，多少人家演正常的父母其实已经疯了很多年了。

　　问：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王朔：说真的，我特别犹豫，原来我想再写一点，但也不想写了。这里头，我也需要一个勇气，我的勇气也有限。简短点吧，说多了反而言不由衷。最后想对我妈说声：对不起。要是冒犯了谁使谁不痛快了请你这么想：反正咱们也不会永远活着，早晚有一天，很快，就会永不相见。

　　(摘自《致女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