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功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唐德刚的唐氏散文，真的可以说是“无人可仿，无人可冒”，仿也仿不到筋骨，冒也冒 不到神髓。

　　撰稿·何映宇(记者)

　　年轻时的唐德刚教授自诩体壮如牛，常常夜以继日整理口述材料，第二天一大早又去哥伦比亚大学工作，如此不知疲 倦，也许暗暗地为他晚年的生涯埋下了忧患的伏笔。晚年的他体弱多病，日日夜夜承受着肾病的折磨，直到2009年10月 26日，89岁一向乐观开朗的唐德刚先生，终于可以和他的师友们——胡适、李宗仁、顾维钧……一起在天堂会聚，坐而论 史，彻夜长谈。

　　胡适最好的学生

　　记得和胡适先生的一张合影中，唐德刚站在胡适的身后，还很年轻，是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很瘦，面带青涩，略显 拘谨，脸上没有皱纹，也还没有多少名气。自从1954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34岁)，旋即开始在大学教 授历史以来，至今已经55年过去了。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他十之八九的时间都在美国纽约的两所大学里度过，他的 第一身份是一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门教授两门课，整整地教了7年，一门可说是包罗经史子集 、诗词歌赋的汉学概述；另一门则是包含中国近现代史的史料学，对于史料的热衷让他上课时往往是推着整车的“史料”进入 教室的。在纽约市立大学则前后教了近40年，前20年在市大各分校兼课，后20年则在市大本部的市立学院做专任。其中 12年还兼亚洲学系的系主任。在纽约市政府和联邦政府所主办的中学教师训练班中，他也曾担纲教授多种课目。总之，40 年中在纽约市大所设计和教授的课目几近20种之多。在美国大学中，作为一个“课目设计”的负责人，就算不是亲自上课， 但对教学内容也必须有彻底的、深入的研究。也许就是这样一种繁重的教学工作迫使唐德刚在“不知不觉中，竟会变成个无所 不知的大杂家”。

　　虽然耳濡目染的是欧风美雨，但唐德刚似乎并没有忘了中国文人的处世和治学态度，这当然和他的老师胡适有关。唐 德刚是胡适一生中最失意、最穷困的时候收下的弟子。他们在哥伦比亚大学相遇时胡适正在纽约当寓公，大陆正在掀起轰轰烈 烈的批胡适运动，而台湾对这位民主斗士也有点头大，胡适只能寄居海外，盖世才华，却只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一短期的中文 图书管理员，表面上云淡风轻，其实内心如何孤寂人们可想而知。

　　和唐德刚的相遇给胡适带来了一点慰藉，唐德刚和胡适是安徽同乡，这时也家道中落，却又聪明好学，博闻强记。在 哥大，胡适常来唐德刚处，因为后者是这里他唯一认识的华裔小职员，胡适托他为自己找书。对于胡适这位中国现代史上赫赫 有名的大人物，唐德刚自然乐意为其跑腿，有时还为胡适开开车，而他的“报酬”就是到胡适东城八十一街的简陋公寓里，品 尝师母技术精湛的“安徽菜”。

　　也许正因为都是性情中人，又是同乡，两人的关系才分外地“铁”，胡适的夫人江冬秀就曾对人说：“唐德刚是胡老 师最好的学生。”

　　最“好”之说，关系好大约也可以归入“好”的程度之列。正因为信任唐德刚，师徒二人才合作《胡适口述自传》， 这部书以胡适的英语录音整理而成的，为使英译准确，师生二人字斟句酌，对每一个单词都反复推敲，真是“一字千钧，半句 不苟”。20年后，此书再由英文转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在学术界广受好评。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学者朱旭强是唐德刚 的书迷，他对唐先生著作印象最深的，就是唐德刚在记述其师的口述自传时，又能不为尊者讳，对于不同的观点，唐德刚在注 释中也一一道来：“比如对于胡适的《水浒传》英文译名，唐德刚就直言‘不甚妥当’。又在谈到胡适所谓的‘自由’时，唐 德刚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不同意见：胡适之先生生前所倡导的‘自由’是直觉上的‘为自由而自由’的‘自由’；是一项不折不 扣的孤立价值的‘自由’。孤立的‘自由’自有其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情趣；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上便完全失其意义了。”

　　这样一部书，它的客观性自然毋庸置疑。在《史学与文学》一书中，连唐德刚本人也“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起 来：“关于了解胡适——尤其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 传》。”

　　民国政治的不二之作

　　《胡适口述自传》为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主持项目之一种，这个历史学部后来成就斐然，但事实上， 当时在哥大，这实在是个不起眼的小部门，自始至终的全职研究员，也就只有唐德刚和夏连荫两人而已。夏女士最早访问的是 孔祥熙和陈立夫，唐德刚最早访问的则是胡适和李宗仁。

　　迁居美国的“代总统”李宗仁和胡老夫子差不多，虽然曾经一度是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此时却只能与寂寞相 伴，天天以搓广东麻将为乐，幸有哥大和唐德刚这样“历史嗅觉敏锐”的学者发现了李宗仁一生所负载的中国历史。

　　那是一个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日子，唐德刚开着车子在李氏住宅附近寻找门牌号码，正巧碰上一位中年妇女开着一 辆黑色林肯牌轿车在他的车对面平行停下。对方微笑着问：“你是来找我先生的吗？”听闻此言，唐德刚意识到面前这位面容 清秀的妇人即为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而李宗仁已在门口含笑相迎。

　　在李宗仁那幢朴素的平房里，唐德刚和“绝不搔首弄姿”的李氏夫妇共进了168顿午餐或晚宴，主厨是心灵手巧的 郭德洁夫人本人，以至于唐德刚发出了这样的感慨：“郭德洁原来还是位好主妇！”

　　很快，他们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唐德刚告诉这位昔日的长官，他曾经是五战区的小兵，在其麾下效力， 这拉近了他们的距离。李宗仁将自己的早年业绩、蒋桂之争以及丢掉大陆的一腔苦水全都向唐德刚一一吐露。当年前呼后拥的 桂系首脑，如今在美国却门可罗雀，李宗仁不懂英文，自然无法与洋人打得火热。其结果是唐德刚几乎成了李宗仁晚年唯一可 以陪伴唠嗑的朋友。

　　世人以为口述之书，撰稿者不过负责一个记录员的工作，对方说什么，你就记录什么即可，事实却非如此，至少在唐 德刚这里，他的口述绝非那么容易。一周三天，每次都是从上午10点谈至深夜，唐德刚回去之后，在三两天之内，要广集史 料、参照笔记、搜索枯肠，一气写成两三万言的长篇故事，然后再经李宗仁审读改动，再由唐德刚增删润色，然后完成缩译的 英文版，以便向校方报告“进度”，经过四五道工序方能有所进展，常常令唐德刚工作至深夜甚至通宵只能小睡片刻。再加上 此项浩大工程因李宗仁夫妇秘密返回中国后，哥大封存20多年，唐德刚版权无得，以至于唐德刚每每回想起当年披星戴月的 日子就要大叹苦经：“为此我也曾牺牲掉甚多所谓‘华裔旅美学人’一般所认为最理想的转业良机，而安于这项默默无闻、薪 金低微、福利全无、对本身职业前途有害无益的苦差事。更不知道这项苦差做久了，在这个商业习气极大的社会里，由于为人 作嫁，后来几陷我于衣食难周、啖饭全无的难堪绝境！”

　　降大任于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同济大学文化研究所的张念对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赞不绝口：“这本书我读了好 几遍，是我最喜欢的唐德刚的著作之一，李宗仁的故事由唐德刚这样的学者来记述可以说是一丝不苟，但同时又非常有趣，读 来可以说一气呵成。这本书能够成功，唐德刚的润色可以说居功甚伟，这样的口述书绝对是唐德刚文才的体现，它开创了历史 写作的新方法和新时代。”唐德刚和李宗仁一起断断续续用了7年时间完成了“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业的最完备的记录 ，又是李氏一生各阶段心路历程的最忠实的写照”。往事历历在目，李宗仁在经历了北伐、中原大战、“剿匪”、抗战和内战 的峥嵘岁月之后，如今面对这样一个倾听者，将时间跨度近70年的个人史娓娓道来，洋洋近70万言，几乎将民国重大历史 事件一网打尽，美国柏克莱的加州大学政治系主任查穆斯·约翰生教授拜读之后也为之倾倒，评价其为：“民国政治的不二之 作”。

　　唐氏散文，无人可仿

　　夏志清认为唐德刚的《李宗仁回忆录》不如《胡适杂忆》写得好，无法施展自己一流的散文才华，不免可惜。事实上 也有客观原因。倘若加以进一步的润色，李宗仁1967年去世后已无法再看唐德刚的修改稿，出于对口述作者的尊重，唐德 刚在李宗仁去世后对原稿未易一字，这正是史家本色。

　　唐德刚因为家庭渊源，幼年时就饱读诗书，古文功底极佳，行文如银珠走盘，流畅之极，一时间，唐氏散文的名头在 文坛早已不胫而走、名动江湖。有一回，唐德刚用了化名在香港写文章，文风幽默佻达，评点锐如刀锋，气象磅礴，理路森然 ，唐德刚的友人历史学家周策纵一看就看出门道，到纽约遇到唐德刚时，遂以自家项上人头作为赌注：“必是你写的，难逃老 夫法眼，我敢以性命人头来打赌！”

　　即使在严肃的口述史著作中，唐德刚也千方百计要吸引眼球。原本为《胡适口述自传》写的序言，因一发不可收，最 后竟写成了一本比《胡适口述自传》还厚一倍的《胡适杂忆》。即使在《胡适口述自传》中，唐德刚也按捺不住，常常跳出来 要让自己的所见所闻以注释的形式和胡适捆绑在一起。

　　虽然天资聪颖，但唐德刚刻苦耐劳也是出了名的。他特别注意对史料的搜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和教学的时候，因 职司图书管理，对国史资料曾作有系统之累集与编纂，他也常常练笔，每有所感，就写下只言片语，最后竟“积跬步以成千里 ”。在《晚清七十年》的自序中，唐德刚写道：“究竟寄身象牙塔内数十年，纵系至愚，能无一得？因每于霜晨月夕，于数十 箱旧稿中，略检其尚可用者，编缀成篇，多半寄呈刘绍唐先生于《传记文学》中酌量选用。随意涂鸦付邮，数年来，竟至百余 万言。日积月累，浸成巨帙，亦殊出所料也。笔者于60年代之初尝与美国出版商麦克米蓝公司订约撰写，总揽20世纪中国 之《民国全史》。英文稿成千余页。”

　　两种功夫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唐德刚的唐氏散文，真的可以说是“无人可仿，无人可冒”，仿也仿不到筋骨，冒也冒 不到神髓。胡菊人说唐德刚的“《梅兰芳传稿》比谁都写得好，”是因为“运用文学笔法，像太史公为古人立传，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因为唐德刚的史学文章，最大的特色是文中有史，史中有文，唐德刚在他的《史学与红学》中，用了十六个字来 涵盖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六经皆史”、“诸史皆文”、“文史不分”、“史以文传”。就像周策纵在给唐德刚《胡适杂忆 》写的序言中所说的那样：“他笔下的胡适是个有血有肉、有智慧、有天才，也有错误和缺点的真实人物。这做法承袭了古今 中外传记文学的优良传统。中国第一个最出色的传记文学家司马迁早就用好的例子教导了我们。”

　　只是，这样一位风格独特的历史学家，如今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生前一直希望能完成的民国史如今也已成了镜 花水月(《袁氏当国》只是这部未完成民国史中的一章而已)，纵使有心者意欲为唐公续貂，但唐氏的文风，将是他们面前一 道难以逾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