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性健康堪忧 专家建议适度自慰

　　想老婆娱乐少晚上苦闷　缺知识意识弱埋藏隐患

　　农民工性健康令人忧

　　9月27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办公室等部门联合在北京一建筑工地进行预防宣传。

　　每年12月1日都是“世界艾滋病日”，在今年这个日子来临之际，一个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群体——农民工，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他们大多是壮年男子，担负着城市建设的重任；他们远离家人，群居一处；他们除了工作，没有什么休闲活动。在艾滋病传播三大途径——血液、性、母婴传播中，性传播呈不断上升之势。在11月22日卫生部公布的我国1—10月艾滋病病毒(HIV)感染个例中，通过性传播的占28%，仅次于吸毒传播居第二位，但远远超过了5.1%的采供血传播和1.4%的母婴传播。11月20日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的最近一年北京市新增HIV感染者中，有26.7%是因高危性行为而感染的。而这种高危性行为中，农民工成了首要人群。饥渴的眼神和“民工性犯罪”事件，更让一些人“谈民工色变”。那么，民工的性健康状况到底如何？对于性问题，他们究竟压抑多一些，还是混乱多一些？《生命时报》记者历时半个多月，对农民工的性健康状况进行了一番探查，结果发现，我们了解的事实远比之前想象的更令人担忧。

　　“一到晚上特别闷得慌”

　　11月17日18时30分左右，夜幕已经悄然降临。陈大同(化名)收了工，怔怔地坐了一会儿，然后径直走到水龙头前，劈头盖脸冲了一阵。胡乱地擦了把脸上的水珠，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对记者说，每天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想老婆，“白天干活累，啥都顾不上，一到晚上，特别闷得慌。”今年29岁的陈大同8年前跟同乡从河南老家进了城，成了农民工大军中的一员。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他一次家都没有回过。老婆倒是来过一次，夫妻俩出去临时租了间200元钱一个月的房子。“有老婆陪着，花点钱也值！就是时间短了点。”

　　陈大同所在的工程队负责修桥，目前接手的是北京朝阳区大望路附近的一座高架桥，临时搭建的民工生活区就在工地旁边。记者走进生活区，潮湿发霉和汗臭混杂的呛鼻味道扑面而来。在这间通风不好的工棚里，摆着9张上下铺，被褥胡乱堆放着，有的床上还扔着几张报纸，旁边的桌子上放着洗漱用品。屋子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脑。

　　据了解，在这里干活的农民工平均年龄30岁出头，多数结了婚，把老婆留在家里就出来了。有的家里还有地，农忙时回去干两天活，顺便享受“二人世界”。这个年龄段的男人，正是对性生活需求旺盛的阶段。但对他们来说，本能的需求成了昂贵的

　　工地周围有不少流动暗娼

　　几个月前，记者曾发现，在离工地不远的市场上有很多小发廊。门口搔首弄姿的女人也是一景：每家门口都坐着一个浓妆艳抹、衣着暴露的女人，她们就像橱窗里的展品，用挑逗的眼神扫着每一个过往的男人。但这次采访时，记者发现小发廊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打击卖淫嫖娼”的条幅。“上个月底全砸了，现在变成流动的了，天一黑就能见着，在路边一群群的，跟卖白菜一样，50块一个晚上。”听到陈大同这话，记者异常震惊。但当记者问他有没有找过时，陈大同说，工友中确实有去的，可他自己一次都没去过，因为“她们长得不好看，瞎逗唠嗑儿还行。”

　　工棚旁边，还搭着一个简易小屋，这是工头老张和老婆的“家”。来京打工多年，如今的老张已经不像其他老乡那样在工地扎钢筋了，他当了“头儿”，带着自己的队伍四处揽活。3年前，老张从老家把老婆接了出来，租了间房。最近几天，工地上活儿忙，夫妻俩干脆把家搬到工棚旁边。“以前老婆没来的时候，我也和他们一样，想过‘找小姐’。现在用不着了，想找也不敢。”老张一脸幸福地对记者说。在工地上，像老张这样夫唱妇随的少之又少，其他民工也只有羡慕的份儿。“没条件啊，十几个人挤在一起住，老婆来了往哪儿搁。三天两头有人请假往家跑，咱也理解，都是男人嘛。”老张无奈地说。

　　排解渠道大多不安全

　　陈大同和老张他们的工地是众多工地中的一个，他们的生活也是所有农民工生活的缩影。几乎在城市的每处工地，一收工，路人总能看到成群的农民工蹲在路边“看风景”：但凡有女人走过，他们的目光一点不含蓄，追随而至，眼神里杂着饥渴、自卑和无奈。记者随机采访了几名路人。一位衣着入时的年轻女子说，从工地旁经过最让她心烦，每次都被盯得不自在，“挺恐怖的，只想赶紧离开”。一位白领则表示：“农民工犯罪的太多了，怪吓人的。”

　　今年4月，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称，目前，我国农民工大约有2亿，平均年龄28.5岁，正处于性欲旺盛的青壮年阶段。而心理学家分析认为，农民工长期性压抑必然导致性冲动，轻微的冲动会导致心理疾病，严重的就会走上强奸犯罪的道路。对农民工来说，不被认同甚至不被尊重是个问题，但异性的吸引和肉体的需求是最大的折磨。“你们城里人哪知道那个滋味！”36岁的李顺(化名)摇着头说。《瞭望东方周刊》曾在农民工中做过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选择“一星期过3次以上性生活”的只有5%，19%的人表示“时间长了记不清”；在主要性生活渠道选项中，21%的民工选择“找小姐”，25%的人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

　　在民工堆儿里，“找小姐”是个隐秘话题。记者就此询问时，几个民工相视而笑。“有是有，不过都偷偷摸摸的，要是让工友知道该被笑话了。”“有几个五六十岁的喜欢拿这事炫耀，回来了讲给年轻人听。”据民工们透露，他们“找小姐”一次要50元，对月工资1000多元的人来说，需要额外加4个晚班才能满足一个月找4次小姐的需要。于是，工地上就出现了一些民工“白天干活挣钱，晚上加班为‘找小姐’”的现象。对于这个问题，工头老张也没有办法，“腿长在他们身上，我也不好管。不过，‘找小姐’倒也有个‘好处’，他们不会三天两头要回家了，可也有为这事闹着要借钱的。”老张告诉记者，去年有个民工得了淋病，“下半身烂得吓人”，一年挣的钱都花在治病上了。老张懂点医，平时也给民工讲些性知识，可有些话他们也不信，认为“是唬人的，哪能找一次就得病。”记者接着问道：“那你们对性病、艾滋病了解多少？担不担心自己会染上？”对此，大部分民工表示了解一些，不过这种事他们“不操心”，因为“听说那些小姐都用安全套。”记者又问：“你们知不知道‘找小姐’是违法的？”结果大部分民工一脸茫然。

　　看黄色录像曾是陈大同和弟兄们发泄的一个渠道。“5块钱两张，不贵。”只是现在工头管得严，一旦发现有人看，马上重罚。现在，民工们主要靠讲“黄段子”释放性苦闷。老张告诉记者，他们凑到一块儿，没别的，就是聊女人。一般都是老的给小的讲，小的没听懂，就刨根问底，老的先是卖关子，然后再得意地解释给小的听。

　　为了排解性苦闷，民工们的方法可谓五花八门：一个姓谭的民工爬上工地的脚手架，为争看一家商场搞的“内衣秀”而摔伤；26岁的林某钻进女厕所偷窥，被人打得滚进了粪坑；安徽民工邱某带着同乡大半夜打着手电筒到报刊亭看人体摄影图片……

　　性知识匮乏让人担忧

　　据卫生部2004年公布的数字显示，我国约有80%的农民工处于性饥渴状态，部分人因性压抑导致精力不够集中、充沛，甚至身体素质下降，产生相关疾病，如性功能障碍等；有的农民工还走上了犯罪道路。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2001年至2003年办理的强奸案进行统计后发现，有58.6%是农民工所为，而且，这一数字呈逐年递增势头。可以说，性饥渴、性压抑严重影响了民工的性健康。

　　另外，农民工的性健康还受到高危性行为的威胁。北京崇文区疾控中心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区建筑工人中有0.4%存在非婚性伴侣，23%的人不愿意使用安全套。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2005年底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上海某社区的民工中，有2.5%曾强迫他人发生性行为，有5.1%存在商业性行为，2.8%存在多性伴侣现象。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院长宋世震主持的一项调查结果则显示，武汉市3个建筑工地的工人中，21.7%的人有婚外性行为，超过50%的人从不使用安全套。而卫生部通报的艾滋病现状则显示，目前我国暗娼中HIV感染率在迅速上升。这就意味着，农民工因高危性行为可能感染艾滋病的几率也在上升。

　　和高危性行为相伴的是，农民工对性传播疾病的了解状况不令人满意。据《中国公共卫生》2005年7月发布的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昆山市两家工厂的民工中，对性病病种的知晓率为58.8%，对性病/艾滋病感染途径的知晓率为67.1%。也就是说，还有1/3左右的民工对性病/艾滋病的了解程度不合格。这更进一步加重了农民工面对性传播疾病时的危险性。可以说，当前民工群体的性健康正面临两个极端的威胁：一边是性饥渴、性压抑以及由其带来的身心异常和性犯罪；另一边是高危性行为和性病知识缺乏所带来的疾病威胁。那么，在这种不容乐观的情形下，社会应该如何帮助他们呢？

　　关注农民工性健康日益迫切

　　中国性学会理事长胡佩诚教授对《生命时报》记者说：“当务之急，是加强教育。我指的教育，不是告诉民工不要想‘性’，而是教他们如何应对性需求。目前来看，既不触犯法律，又没有其他争议的方式就是‘自慰’。我们可以告诉民工，当你有性冲动需要释放时，可以用手或其他恰当的工具进行自慰。这种方法在国外的军队、监狱和打工者群体中很常见，但在中国宣传的还不够，民工里能正确掌握的，恐怕就更少了。”

　　胡教授的话在记者的采访中也得到了证实，当记者问李顺是否自慰过时，他愕然地反问：“自慰？啥自慰？怎么自慰？”去年，广州市2名民工误用矿泉水瓶自慰，导致“命根”被卡的事件曾轰动一时，这都充分说明民工对“自慰”还很陌生。胡教授表示，除了教育，其他措施也要跟上，直接的做法是放假回家团聚，如果能带薪休假更好；间接措施也有不少，比如，为农民工普及性知识，教他们正确认识、防治性病、艾滋病等；组织民工爬山、游泳，帮助他们放松身心，从丰富文化和精神生活入手，缓解性问题。另外，还可以搭建“夫妻房”，让来探亲的民工家属能和家人亲密接触，甚至可以让更多的民工把配偶接来同住。不过，胡教授也指出，这些措施都要花钱，耗费时间与精力，短期内不易完成，需要各方的体谅和支持。

　　农民工的性健康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的各方关注。如，北京市石景山疾控中心曾携带宣传板、预防艾滋病的3000份宣传资料、2000个安全套深入工地，受到民工们的热烈欢迎，安全套很快就被拿光了。▲

　　●本报记者　王　晓　刘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