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量刑带来的其他想象

　　“电脑量刑”带来的其他想象

　　《细则》才是主角 却被网友忽略

　　“如果电脑有用的话，要法官干吗？”当记者转述很多网友对“电脑量刑”的调侃时，坐在记者身边的刑庭庭长王红梅和对面的法官袁涛同时笑出声来。

　　“他们都只看到我们在用电脑。不要想‘电脑’了，没有电脑我们照样能根据《细则》量，结果绝对都一样。”王红梅说。

　　2003年，淄川法院刑庭成立了一个“规范量刑课题小组”。半年以后，他们编出了包含11个刑事罪名的《淄川区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这11种罪名占到淄川法院平时碰到的案子的85%。

　　偷了多少钱关多久合适、自首从宽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强奸幼女是不是要重判……这些问题最终变成了数字。比如，“因形迹可疑而被迫自首，减少基础刑20%”。

　　“我们编完这本册子之后我们就开始自己用。有一次淄博市法院的领导来看到了，就说我们可以和微机结合一下，这才找了个技术员做成软件。”刑庭法官赵成刚说。

　　是先有《细则》，才有“软件”。

　　到现在，这个《细则》已经到第四稿了，罪名100个，166页。从结构上看简直就像一部法律。共分为两编(总则和分则)，17章，416条。

　　每一个罪种之下规定得都非常细，比如，在诈骗罪中，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这一大类里规定：“每增加1194元，增加基础刑1个月。”

　　而同样的罪名，在《刑法》中，只有“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说法。

　　“很多人质疑我们的理由是电脑不是人，没有审判资格，同样的道理，不要想电脑，其实我们就是按照这本《细则》在量刑。这种质疑是没有道理的。”王红梅说。

　　不是在和《刑法》叫板

　　有网友提出这样的担心：淄川法院只是一个区级小法院，搞出这个“创新”来是不是太胆大包天了？

　　博雅公司的秦野几次提醒记者：“可不敢提‘补充’《刑法》，只是‘细化’《刑法》。”

　　如果说身在北京的秦野还有点顾虑，那么淄川法院的法官们一点也不觉得由他们来做这个工作有何不妥。

　　“我们不是在挑战《刑法》，挑战的是我们法官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这个权力可是《刑法》给我们的啊！”王红梅说。

　　“原来怎么判案，藏在法官的大脑里，他怎么想没人知道。现在只不过是在电脑上公开了而已。公开有什么不好？”她指指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说。

　　“我们还创造了4个新名词，是《刑法》没有的。”袁涛颇为有点得意地说。这4个名词是 “基准刑”、“浮动性”、“量化刑”、“宣告刑”。

　　“电脑量刑”的全过程就是“基准刑”—“浮动性”=“量化刑”。由合议庭的法官在正负6个月的范围内进行调整，最后确定“宣告刑”，也就是最终判决书上的刑期。

　　法官们认为，自己编的《细则》绝对没有超越《刑法》，也不是向《刑法》叫板。

　　没把媒体质疑当回事 同行的质疑可以理解

　　又有外地的一个媒体要求王红梅给他们发一些资料过去，要做一个电视讨论。

　　只要有媒体要求采访，他们都挺乐意配合。“但是如果不来看看，可能不太怎么好。”王红梅说。

　　袁涛经常上网看一些报道和网友的评论。他觉得2004年的时候很多讨论对他们的误解比现在更深，因为“很多人都不懂我们这个是怎么操作的。”所以他不觉得媒体的质疑有什么。

　　到现在为止，淄川法院所有的案子都会用电脑来量刑。

　　“其实我很希望媒体在质疑的时候能提出一个比我们好的做法，但是没有。”王红梅说，“用这个系统审了1500多件案子，因为量刑不公上诉的极少。这也是保护了法官自己，心里很踏实，再有质疑也不怕。”

　　“在网上留言的网友，反对‘电脑量刑’的很多都自称是法官、检察官，或者是学法律的人。是不是来自同行的质疑也比较多？”记者问。

　　“我们没专门统计过批评哪来的。不过，我们做的事是缩小法官的权力，这是无可争议的。但是可能有的人还是想要权吧！我们有时候出去和外地法院交流，他们的表情……”王红梅边说边笑，并且拒绝再说下去。

　　“自下而上”的实践有点缺钱

　　科研经费两年没批下来

　　2004年1月，经过半年的辛苦后，淄川法院“规范化量刑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完成了包含交通肇事、寻衅滋事、强奸、盗窃等11个最常用罪名的《细则》第一稿，并且和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合作开发了第一套“量刑软件”。

　　赵成刚是淄川法院刑庭的法官，也是课题组成员。2004年，淄川法院王建东院长给了他一个任务——向淄博市科技局申请课题组的科研经费。

　　“当时一定要通过区里面往市里报。我到区里去问，科技局的人说‘你们可以写一个报告，但是批不批，就不知道了。’”

　　果然，从2004年等到2006年，《细则》从11个罪名增加到100个罪名，从第一稿到了第四稿，科研经费还是没有批下来。

　　“区里跟我说，有限的经费要先给一线的生产企业，他们比较快就能出成果。”赵成刚说。

　　加班没有加班费

　　王红梅觉得2005年5、6、7三个月最对不起手下的法官们。

　　那三个月里刑事庭的28个人几乎每天都加班到晚上11点。

　　“没有夜宵，也没有加班费。法院哪里有加班这个说法？”王红梅笑着说。

　　那时候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细则》原来的11个罪名增加到100个。而且原来的11个罪名占到淄川法院刑事审判案例的85%，新增加的89个罪名中绝大多数是这些法官所没有遇到过的。

　　“自己没判过，就要找更多的资料。每个罪名大概得找七八十个案例，不仅仅是淄博的，还有全国的。”

　　王红梅的庭长办公室挺大，靠窗放了一溜木制靠椅，大约有10个，像个小会议室，就是缺了张大圆桌。当时每个晚上就有一圈人坐在那里，翻着书，点着鼠标。

　　推广到外地不太现实

　　在采访中，淄川法院的法官们总是强调这个《细则》和软件目前只在淄川法院自己使用。

　　“就说抢劫吧，在淄川，抢劫1000元钱和在广州抢劫1000元钱比起来，淄川判的肯定重，广州肯定轻。但是如果同样发生在淄川，同样致一人重伤的情况下，判3年还是10年？总该一样吧？”袁涛说。

　　但博雅公司的秦野似乎对“电脑量刑”抱有更大的期望。

　　“公安部门有‘金盾工程’，可以网上抓逃，网上汇报工作，下达指令。海关有‘金关工程’，银行有‘金卡工程’，税务‘金税工程’，可是法院有什么？是空白。我们也希望法院系统能赶紧把这个工程做起来。”

　　博雅目前帮淄川法院升级软件几乎是无偿的。

　　“如果要推广到全国，还得换个形式。”秦野说。但具体是什么形式，现在也还不知道。

　　美国投资千亿 耗时十几年做量刑标准

　　从2004年到2006年，课题组每年买书钱要花掉1000多元，还特别难买到合适的书。

　　“中国搞量刑研究的学者太少了。”袁涛摇着头说，“当时看得最多的是美国的《联邦量刑指南》。他们是分成19个等级，和我们国家的《刑法》没有可比性。”

　　据了解，美国联邦量刑改革委员会在出台《量刑指南》前，先后投资1000亿元，针对每个罪名搜集了大约5万份案例资料，经过十几年的总结和比较，才最终确定量刑标准。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廷光说，我们国家《刑法》规定的罪名有400多个，如果做这样一个全国性的东西，至少需要搜集2000多万份资料，要花多少钱就更没个数了。

　　北京高院法官PK“电脑量刑”

　　刘京华是北京市高级法院刑一庭的副庭长。早在2004年6月，“电脑量刑”刚刚具有11个常用罪名雏形的时候，他就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电脑量刑”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但在当时，刘京华并没有看到这个量刑软件，也不知道背后还有一个《细则》。他只是看了媒体的一个报道，觉得“不吐不快”。

　　“当时《新京报》描写的是把犯罪情节输进电脑，判什么罪电脑就能算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论证这个做法弊大于利。”

　　9月22日，看到记者带回来的《细则》后，刘京华仍然认为淄川法院这种精确到1%的做法不够严谨。

　　PK1：只会“0”和“1”的电脑能定罪吗？

　　◎刘京华

　　碰到定罪难、证据有瑕疵，或者没有编入程序的“怪案”，电脑能公正量刑吗？

　　-淄川法院

　　定罪和证据认定不是“电脑量刑”要解决的，在“量刑”之前由法官定的。

　　PK2：关于《细则》中的数值运算

　　◎刘京华

　　《细则》说“协助抓捕犯罪嫌疑人法定刑为无期徒刑以上的，减少基础刑45%。”感觉减多了。

　　基准值1%是怎么定的？如此精确，该列出公式了。

　　我觉得应该采用“区间定性的量化方式”，用文字定性和描述各种情形的区间值。

　　-淄川法院

　　每组百分比不是一次就定完的。先想一个最高的上限，比如30%，然后往下数“立功”的有几种情形，如果有3种，那分别是10%、20%、30%。如果有5种，就把上限调整一下。

　　如果只分区间，太粗了。对量刑来说，再怎么复杂最后还是落到一个数字上。

　　PK3：给法官6个月的“自由裁量权”合适吗？

　　◎刘京华

　　《细则》规定，电脑量刑后，法官有权增减6个月。如果本来就判6个月，法官一调整，就要放人了？如判15年有期徒刑，最多下调6个月，又太少。

　　-淄川法院

　　调整幅度由一起审判的3个法官来决定。如果需要在6个月以外调整，就要向审判委员会申请，必须有“充分的合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