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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对遭性侵儿童有成熟的事后干预机制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7月04日10:25 中国青年报
这种从容、镇定和成竹在胸，折射出的是建立在专业训练基础上的自信心态 在香港的两年中，龙迪曾在香港社会福利署处理虐待儿童问题的机构中实习，并参加社工和警察的联合调查培训。在那期间，她深切地感受到，“以家庭为中心(familycentered)”的多部门跨专业合作模式，在儿童保护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 1991年，香港的儿童性侵犯案件，仅占整个儿童虐待个案的2.6%，但19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30.7%。针对日益严重的事态，香港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准绳，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 从那时起，香港成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在政府的社会福利处设立了儿童保护科及临床心理服务科，对受害儿童提供服务；在警务处内部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科，承办儿童性侵犯等有关案件。 如今，在香港，一旦接到相关的报警，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福利署社工和警察就会立即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在接受调查前，社工会告诉儿童及其家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每一名受害儿童，都由这些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儿童心理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和警员进行讯问和记录。对于年龄较小，还不能准确进行语言表达的儿童，警员们会向其提供一些人体玩具模型，模型身上的衣服可穿脱，受害儿童可通过模型，指点自己被触摸或被侵犯的部位。 这些过程，都在专门的小密室中进行，密室内设有单面镜，背后有专门的录影设备，可以录下儿童讲述的全过程。因为新的法例规定，儿童不需要连续不断地遭到讯问，也不用直接出庭作证，第一次讯问过程的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 另外，香港社会福利署还聘用专门的临床心理学医生，为受害儿童提供心理治疗。在验伤和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家长不同意，医生没有权利把结果透露给包括调查小组在内的任何人。 龙迪曾参观过香港某医院的一间儿童心理治疗室。厚实的隔音玻璃，把杂音严实地挡在了门外；墙壁上全是漫画和儿童海报，遍地都是儿童玩具，甚至连儿童们的病历纸，背景都是各种熟悉的卡通人物。 冲击接连不断。 有一次，龙迪跟随一个社工，前往一个受到邻居性侵犯的5岁女童家中走访。这个女童的父母是香港的低收入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公屋”中。 社工提前45分钟到达了女童家楼下，并在楼四周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走访。她告诉龙迪，这可以判断出女童日常生活的环境，并为今后的预防和康复提出合理的建议。 离约定时间剩下5分钟，社工才按响女童家的门铃。廉租房不到60平方米的面积中，住着夫妻和5个孩子，显得杂乱无章。地板疏于清洁打扫，已经发黑，还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气味。 但那个社工似乎并不在意。她坐下来和女童打招呼，在龙迪听来，“完全是两个同龄人之间的对话”。在获取了所需信息之后，这个社工才开始和女童的父母倾谈，共同商讨下一步的康复计划。 根据龙迪的介绍，在香港，一旦程序启动，与受害儿童相关的各类人员——家长、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将迅速地组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这个团队像八爪鱼一样获取并汇总受害儿童的各方面信息——身高、体重、血型、家庭状况、性格、爱好甚至日常学习成绩，然后在经验丰富的社工主持下，协商如何回应受害儿童及其家人的需要。 她曾列席过这样一次会议。主持会议的社工，首先向大家简要介绍女孩的现状，然后十分温和地请大家提供帮助和建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便开始各抒己见，整个会议的气氛十分平静，完全不像龙迪想像中的如临大敌。 在那一瞬间，龙迪甚至产生了错觉：“眼前这些人谈论的，只是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的孩子吧？” “这种从容、镇定和成竹在胸，折射出的是建立在专业训练基础上的自信心态。”多年以后，在向本报记者回忆起这一切时，龙迪还是忍不住两眼放光，“我们平常见惯了‘高度重视’和‘从严从快’，这不仅反映出专业能力的欠缺，而且某种程度上，这对受害儿童和家人还是一种‘隐性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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