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会生 无界新闻
10月9日凌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逝世，享年102岁。他的一生始终与中国农村改革、农业发展和农民命运水乳交融。因此，他的逝世引发了无数关心中国农村、农民命运的人们的悼念和哀思。
杜润生的研究理论和工作打破了“大锅饭”和均平主义，改变了中国8亿农民守着黄土地却吃不饱饭的命运，也为中国农业走向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他主持起草的新中国前五个“一号文件”承载着杜老农村改革的梦想，一步一步改变了中国农民挨饿、农业脆弱和农村落后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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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一号文件”：明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中国首个“一号文件”。该文件对安徽凤阳等地农民自发实践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了确认和推广。
截至1981年底，全国农村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产队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对于农业生产责任制，该文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生产责任制的建立，不但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存在的“吃大锅饭”的弊病，而且通过劳动组织、计酬方法等环节的改进，带动了生产关系的部分调整，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过于单一的缺点，使之更加适合于我国农村的经济状况。
包干到户后，经营方式变成了分户经营、自负盈亏;但它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基础上的，农户和集体保持承包关系，不同于合作化以往小私有的个体经济。杜润生及其麾下首创性提出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的理论，打破了当时关于承包制“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
这个“一号文件”充分承认农民的主体性，给农民足够的自由和空间，解决了不被饿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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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一号文件”：完善承包制 改革人民公社
1983年1月2日，《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发布，即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确定仍以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为主要任务。
该文件从理论上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阐述。认为，联产承包制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它以农户或小组为承包单位，扩大了农民的自主权，发挥了小规模经营的长处，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劳动“大呼隆”和平均主义的弊病，又继承了以往合作化的积极成果。
而此时中国农业面临的问题开始发生变化。杜润生指出，不少同志对这一历史性变革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某些上层建筑的改革赶不上经济基础变化的需要。这种状况如果不改变，农民已经高涨起来的积极性就可能重新受到挫伤，已经活跃起来的农村经济就可能受到窒息。文件要求相关领导和部门“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更大胆一点，工作更扎实一点”。
在这个“一号文件”中，一项重大的改革是明确提出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
杜润生曾表示，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项社会试验，划定一个地方实行，本不应非难。但人民公社一声号令，一下子卷入6亿人口，付出点额代价太大了。他认为，人民公社使农民生产经营和自由配置资源的权利受到剥夺。
正是这个中央“一号文件”使人民公社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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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一号文件”：鼓励要素流动 促使农业商品化
1984年1月1日，中央发布《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也就是第三份中央“一号文件”。
文件提出当年的主要任务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明确了承包期15年以上，这给农民增加投资和生产积极性吃下了定心丸。并在此基础上，鼓励土地承包权的转让，适度向种田能手集中。鼓励技术、劳力、资金、资源多种形式的结合，使农民能够在商品生产中，发挥各自的专长，逐步形成适当的经营规模。
文件称，只有发展商品生产，才能进一步促进社会分工，把生产力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才能使农村繁荣富裕起来，才能使干部学会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利用价值规律，为计划经济服务，才能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
此外，该文件提出了信用社和供销社制度的改革。建设和完善农村的流通机制，促使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城乡之间建设市场和集市促进商品流通。
这个“一号文件”开始提出和鼓励农村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结合，解放生产力和提高农业效益，越发重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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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一号文件”：终结30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1985年1月1日，中央发布第四个“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
文件表示，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合作制度，推动了农村劳力、资金、技术的流动和合理结合。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即将全面展开，广大农村正面临着加速发展商品生产的极其有利的时机。
但国家对农村经济的管理体制存在缺陷等原因导致农村生产向商品经济转化中还有着种种不协调现象。打破集体经济中的“大锅饭”之后，必须进一步改革农村经济管理体制，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扩大市场调节，使农业生产适应市场的需求，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进一步把农村经济搞活。
为此，“一号文件”提出了十项经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农产品统派购制度，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鼓励农产品自由上市，自由交易。这也终结了实施了30年的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
文件指出，扩大市场调节，进一步放活经济之后，农民将从过去主要按国家计划生产转变到面向市场需求生产，国家对农业的计划管理，将从过去主要依靠行政领导转变到主要依靠经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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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一号文件”：改革没有退路 客观看待共富与先富
1986年1月1日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一九八六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提出的农村工作总的要求是：落实政策，深入改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组织产前产后服务，推动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
通过近五年的改革，农村经济已经搞活。文件指出要摆正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工业化过程中，力求避免出现农业停滞的现象。另外，国家开始从财政和税收里拿出资金来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
由土地和人力投入变为增加资金和技术投入来稳定和增加农业生产，更重视资本和科技对提高生产力的作用。
对于农村经济改革面临的问题，杜润生再次强调，改革中遇到的种种难题，要靠深入改革来解决，后退是没有出路的。
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又应承认发展的判别，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才有利于推动社会进步。平均主义的办法只会抑制生产发展，导致共同贫困，是不可取的。一定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一定要注意发展合作制度，实行税收调节、完善法制，保护合法权益，制止非法牟利，发展生产力，走向共同富裕。
从杜润生主导的中国前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可以看出，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主要思路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给予农民自主权、产权和民主权利，决定自己的生产方式，倡导商品化和市场化，打破束缚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落后政策、制度的禁锢，使生产要素顺畅流动，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从而实现农业现代化。
杜润生门生、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改革30年感言》中这样评价这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回头看那些政策文件，其实并不是用来教育农民的。农民早就知道包产到户管用，早就想搞，也多次自发搞了起来。“一号文件”主要是教育干部的，说服国家机器的方方面面，用党中央的权威肯定改革的路数，启动合法承认改革的程序。
作为“农民代言人”和“农村改革总参谋长”的杜润生晚年总结，中国的改革要闯两个关：一个是市场关，另一个是民主关。而中国改革走到今天仍要闯这两个关卡。杜老已逝，智者之识仍未过时，他的农村改革之梦未竟，待来者以智慧和魄力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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