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3日，瑞典公民彼得·达林在北京被司法机关控制，他一共被关押了23天，在这期间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后被释放，离开中国大陆。
达林35岁左右，被抓前为“人权卫士紧急救助协会”工作。这个机构总部设在美国，自称致力于“直接为受迫害的人权卫士提供重要的救援和资助”，以及提供相关的培训和支持。该组织未在中国大陆注册，达林利用一个离岸账户从美国民主基金会等西方机构获得资金，从事了他后来承认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有意思的是，达林日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完全“翻供”，称自己当时在认罪问题上与中国警方合作，是因为当局已经表明会将他驱逐出境，而他想加快这个过程。
《纽约时报》根据对达林的采访写成很长的报道，描述了达林被关押23天的很多细节。尽管整 个讲述的语气颇有“控诉”味道，还有些对关押地点其他嫌犯待遇的猜测（因为达林没看见），但是一些基本事实是：达林没有挨打，他见到了瑞典使馆官员，他被 没收的东西走之前全还给了他，除了3500美元没还，警方表示用于支付他返回瑞典的机票，还有寄养他的宠物等。
达林指称对他的虐待为：对他的提审通常是在晚上他疲倦时，另外就是关他的房间夜里不熄灯，他后来抗议，说这按照国际公约“等同于酷刑”，这种做法“很快被停止”了。
给人的感觉是，达林是个可以因为个人私利而轻易牺牲原则的人。他在中国大陆和对西方媒体抛出截然相反的说法，这两种说法肯定至少有一种是假的。《纽约时报》断定他在中国的供述受到了压力，但实际情况呢？
达林在中国被关押不久就见到了瑞典使馆官员，他很清楚自己没有危险。如果为了“加快进程”这么点好处，他就肯说假话，那么他回到西方后想“洗清自己”、重获环境信任的压力会更小吗？他会不会说更多假话？
这个人一方面像是为人权和司法独立奋斗的“圣徒”，一方面上来就搞无照经营，而且公私混搭，账目不清，还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怎么对自己有利怎么说，表现得相当市侩。此人说完全相反的话就像从不同的嘴角吐瓜子皮一样顺溜。
一些西方媒体把达林完全作为正面人物描述，似乎他们觉得只要是去中国政治上捣乱的，宣扬西方价值观的，用什么招都是对的。就是飞檐走壁，搞007和谍中谍，都站在道义制高点的云端上。
那些西媒大概觉得中国就没有法律，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对西方人也不应有约束力。看看《纽约时报》和达林的对话，他们谈论中国简直就像在谈论一个古怪的世界。
其实达林和采访他的记者才真的有点“怪”，或者叫有点“不知天高地厚”。达林来自 的国家瑞典只有980多万人口，大约是中国社会规模的1/130，相信他完全想象不了中国社会治理上的复杂性。他对人权的理解除了他很狭窄的生活经验和西 方书本上的理想主义描述，不知还能有什么更丰富的素材基础。
采访他的记者以及《纽约时报》给了这个故事如此大的讲述空间，只能说他们的兴趣点一直没有跳出“人权人士”同中国政府作对那个针尖大的领域。西方媒体看中国人权的眼神有点像“对眼”，那样的兴奋和集中有一种反自然的不对劲。
西方围绕中国人权的舆论越来越偏执、浅薄，而且渐渐有了肆无忌惮的胡来。他们形成了相当固化的思想及话语逻辑，面对中国的现实，他们几乎不再思考，只是往他们的现有逻辑里硬塞硬套。一些通过常识就能看出的荒谬，他们身陷其中却浑然不知。（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
来源：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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