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解局]中美贸易战第一天，给特朗普支个招

　　[侠客岛按]

　　解局开始之前，岛叔先和大家讲一个趣闻。

　　就在今天，一艘载有上万吨美国大豆的货船在黄海上疾驰，上演了一场“奔跑吧大豆”的戏码。这个戏码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只要我开得够快，关税就追不上我”。

　　为什么要“奔跑”？因为时间就是金钱。针对美国今天开始对34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方将实施对等报复性单；如果这艘船在中国对美国大豆征收25%惩罚性关税生效前靠港清关，就能省下几千万人民币的关税。船长慌啊。

　　昨天推文大家也看到了，“中方承诺不打第一枪，但为了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群众利益，不得不被迫作出必要反击”——这不，根据海关总署最新表态，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已于北京时间6日12：01开始正式实施。看到这个消息，相信船长也淡定了……

　　贸易战的第一回合，双方互征关税已经开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为侠客岛撰文解读。他的观点角度很新颖。

　　美国贸易代表已经确认，自美国东部时间6日（周五）0点01分开始，对华加征关税，我方立刻宣布实施早已公布的对等报复清单。这场无可避免的、创造了全球贸易史上涉案贸易额最高纪录的贸易战，双方正式动手了。

　　美方挑起这场贸易战，并无经济逻辑可言。

　　现在的美国不是处于经济萧条，而是处于经济景气峰顶，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贸易保护不能，哪怕是暂时增加美国就业总量，只能对美国经济施加额外的干扰，加大从产业界的供应链混乱到宏观经济的通货膨胀的压力。

　　山姆大叔一直神神叨叨的美国贸易逆差，归根结底也不是他们所描述的中国和其它贸易伙伴“不公正贸易行为”所致，而是山姆大叔自己的错。

　　继续维持天文数字的军费，甚至还要进一步加码，就是美国推高自身经济压力的最大错误之一。

　　军费 

　　美国军费，与贸易逆差何干？

　　很有关系。在宏观层次上，美国贸易逆差的本质，是其国民储蓄过低；而美国国民储蓄过低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美国政府数十年如一日是负储蓄部门。其中，军费、社会保障两大开支过度膨胀且布局不合理，是其负储蓄的主要来源。

　　可以说，军事开支膨胀失控，堪称恶化美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头号“杀手”，进而使美国贸易收支逆差格局定型、不断强化。

　　军费开支过度膨胀是如何恶化美国国际收支的呢？

　　平时，在产业和贸易的层次上，过高的军费开支、过于丰厚的军事合同利润，吸引美国产业界把过多的优质资源投向军工业，民用工业因此相对衰落，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力日益减退。这就使美国不仅被牵制海外市场继续攻城略地的脚步，也让本土市场被聚焦民用工业的外企占据的态势蔓延。

　　而一旦爆发较大规模战争，陡然涌现的大量军需订单，更是要有相当一部分流向外国产业界。如果战场邻近国家和地区恰恰有潜在生产能力，也有强烈的抓住机遇谋求发展之心，他们就会拿下很大一部分美军“特需”订单，以及美国国民经济“军事化”而腾出来的民品生产、供应市场空间。

全球军费开支排行

　　回顾历史，美国在二战之后参加的历次大规模战争，都对其国际收支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也有力地推动了后来被美国视为制造业竞争对手的经济体的工业和出口增长。

　　比如，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的1948、1949年，美国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45.72亿美元和45.07亿美元；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美国货物贸易顺差急剧萎缩至3.62亿美元；停战翌年，顺差便回升至17.14亿美元。

　　可以看出，这几年美国贸易顺差的涨跌，和战争爆发和结束后的时间点精确相吻。也正是朝鲜战争带来的“特需景气”，一举把日本拉出了战后萧条的泥坑。

　　再比如，1964年，美国炮制“北部湾事件”，制造了全面、大规模直接参与越南战争的借口。1965年越战爆发，当年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便从上年的53.84亿美元，大幅度下降至35.11亿美元。

　　也是从美军宣布停战的1968年开始，二战后美国货物贸易收支顺差的常态，开始转折为逆差。1968、1969连续两年，美国货物贸易分别逆差12.87亿美元、9.80亿美元；到1973年签署《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时，美国货物贸易收支逆差格局已经定型，仅1975年一年短暂实现过顺差，其余所有年份均为逆差。

　　也正是越战期间，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东亚四小龙”实现了经济腾飞，在工业化进程中彻底脱胎换骨。

　　近一些的案例也有。

　　2001年10月，美军出兵阿富汗（至今仍有可观兵力）；2003年3月，出兵伊拉克，2011年撤军。也正是在这两场战争期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规模接连上了几个台阶：

　　阿富汗战争爆发翌年（2002年），美国年度货物贸易逆差首次突破5000亿美元大关，达到5071亿美元，比上一年猛增571亿美元；

　　伊拉克战争爆发翌年（2004年），美国年度货物贸易逆差从上年的5783亿美元猛增至7108亿美元，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大关；

　　2005年，美国年度货物贸易逆差首次突破8000亿美元大关，达到831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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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这两场战争带给美国的，几乎是一年1000亿美元逆差的节奏。

　　可以肯定，如果美国不彻底反省过度卷入海外政治军事事务的失误，不大幅度削减已经过度膨胀的天文数字军费，要想有效压缩贸易逆差，没可能。

　　问题

　　美国精英阶层中，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或许是因为对美国损耗巨大的朝鲜战争，昔日的二战欧洲盟军总司令、凭借“结束朝鲜战争”承诺而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意识到了当时刚初步成型的“军工复合体”对国家的潜在危害。

　　在1961年的告别演说中，艾森豪威尔总统满怀忧虑地告诫——

　　“我们已被迫创建一个规模宏大的永久性的军事工业，350万男女服务于国防机构，我们每年在军事安全上的开支超过了美国所有公司的纯收入。我们必须警惕“军工复合体”有意无意所形成的不正当的影响力，而且这不当的权力配置的灾难可能会持续下去。”

艾森豪威尔

　　特朗普对此也一清二楚。

　　从竞选期间起，特朗普就高举“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面两次世界大战间孤立主义运动的旗号，不断抨击其前任们轻举妄动、没有必要地干预外部事务、卷入在国外的大规模军事冲突，耗竭了美国资源。竞选时，特朗普力主集中资源聚焦国内经济建设，固本培元。

　　比如，2016年4月27日，在第一场面对共和党精英系统陈述其外交政策理念的演讲中，他是这样说的——

　　“这些外交政策灾难接踵而至……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危险的想法：我们可以让那些没有经验或者没有兴趣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家成为西方民主国家”；

　　“与其他总统候选人不一样的是，战争和入侵将不会是我的首个本能。没有外交手段就没有外交政策。一个超级大国明白小心谨慎和克制才是力量的真正标记”；

　　“尽管从未在政府任职，我曾完全反对伊拉克战争，我对非常自豪，我多年前就一直在讲，伊拉克战争将会使中东地区出现乱局，不幸的是，我是正确的。”

　　在2017年1月的就职演讲中，特朗普则声明，“我们不寻求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人”。2017年8月公布的阿富汗及南亚新战略中，特朗普一再强调，在阿富汗等国行动目标是打击恐怖分子，而不是建设外国国家（We are not nation-building again。  We are killing terrorists）。

　　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定义了四项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

　　保护美国人民、国土安全和美国的生活方式；促进美国的繁荣，首次提出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用军事力量维护和平；战略是为了推进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但首先要在国内创造财富和保障权益。

　　应该说，上述所有这些主张，都体现了他减少在海外军事干预中耗竭美国资源的理念，倘若能够切实全面落实，必定有助于削减美国贸易逆差。问题是，特朗普同时又主张大规模更新美军装备，提高军费开支——这就不能不抵销他上述理念主张的效果了。

　　2018年，全球国防费用将增长3.3%，达到1.67万亿美元的冷战后最高峰。在这样的增长中，美国一家军费开支就独占40%之多！但2017年，美国的实际GDP仅占全球15.40%。

　　这样的格局，无论特朗普如何逼迫盟国提高防务开支贡献，能够持久吗？有如此巨大的、消耗性的防务开支，对美国国民储蓄、进而对其贸易收支的影响可想而知。

　　换言之，想通过贸易战降低贸易逆差，特朗普总统找错了靶向；不如先看看自己的军费能不能削减再说。否则，缘木求鱼。

　　文/梅新育

责任编辑：霍宇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