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范徐丽泰：从大学职员到香港立法局议员

王志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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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

王志

范徐丽泰一家合影

　　范徐丽泰: 从政心路

　　导视：

　　她从一名普通大学职员到香港立法局议员

　　一次不畏强权、为港人利益鼓与呼的表现让她一举成名。

　　范：我发觉这个绝对是英国政府利用香港人来替它付帐，它去请客。

　　她驰骋香港政坛20余年，见证并参与了香港历史的一个个重要时刻

　　范：这一次我这个宣誓，我必须要挺直腰，表现出我们香港的中国人的志气。

　　作为女人，作为母亲，作为香港重要的政治人物，她有着怎样与众不同的心路历程

　　面对面王志专访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 范徐丽泰

　　人物介绍:

　　范徐丽泰

　　1945年生于上海

　　1974年在香港理工学院任职

　　1983年9月任香港立法局议员

　　1998年至今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主席

　　正　　片

　　同期: 在香港立法会会议室, 范徐丽泰给一群来参观的小学生讲解立法会的运行.

　　字幕：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会议室

　　范：官员一定要很熟悉这个题目，如果议员比官员熟悉的话，议员随时都会问到官员无法回答的问题。回答不了是不是就不行了呢？不要紧有办法，官员可以说我手上有这些资料，我可以作书面答复。

　　解说:这是一个普通工作日, 上午十点, 刚刚处理完手头的公务, 范徐丽泰就赶来给一群参观立法会的小学生做情况介绍。

　　小学生：你平时几点钟起床？

　　范：一般是七点，有时六点。

　　小学生：这么早工作有精神吗？

　　范：年轻时我一般睡八到十个钟头，年纪大了，不需要睡那么长时间。

　　解说：几乎每天，立法会都要接待来参观的学生和市民。身为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每周都要从自己紧凑的时间表中安排出一个小时亲自讲解。这已经成了她的一个惯例。这些年来，参与立法会日常管理之外的社会活动是范徐丽泰的一项重要工作。

　　记者：您每天都这么忙吗？

　　范：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今天就整天都是在这里，可是平常有一些开幕礼、社团的联欢会，这些我也要出席。所以，平常有的时候要八点钟、九点钟才能回家.

　　记者：标准是什么，什么是该去，什么是不该去，什么想去，什么不想去？

　　范：其实呢这没什么大的标准。就是一些团体，我以前出席过的，那么以后如果能够赶得及的也会去。那么妇女(团体)得去，年轻人的(团体)、青少年现在很喜欢，他就请我去评说，去给他们讲一些事，讲一讲立法会跟老百姓的关系。

　　解说: 范徐丽泰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中为数不多的女议员，从1997年的临时立法会到后来的三届立法会，她连续担任主席职务。多年来，范徐丽泰一直是香港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之一。

　　尽管如此，公务之外，范徐丽泰还是喜欢和普通市民一样在热闹的街市上购物、散步，住在香港岛的市民，经常可以在街道上与范徐丽泰不期而遇。在香港，许多人都亲切地把范徐丽泰称作范太。

　　范：我现在没有工作，我是全职的议员，那我怎么去明白基层呢。所以我就是通过很多日常的活动，比如到市场上去买菜，我们做家庭主妇一定要去超市。有的时候我去，她们认识我，跟我讲讲话，谈谈。她们心情不好的时候，话就多一点，心情好的时候就另外一种话题，比如教我说你这个肉是要用来煲汤的，就不应该买这个，应该买那一种肉，没有这么胖，这个汤清一点，很多人给很多好的介绍给我。

　　记者：对，他们告诉我，经常在路上，在马路上能看到你。你不担心吗？

　　范：担心什么？

　　记者：安全。

　　范：我有什么安全问题，我现在香港有范徐丽泰，跟没有范徐丽泰，没有什么大分别。没有人想要对我不利，比如说在选举期间，有人反对我的，他走过来骂我一顿甚至打我一拳。骂我，我就笑着对他说，不要这么老(生)气吗，发生过的，真的发生过的。

　　记者：真的发生过？

　　范：真的发生过，他是因为我们议会里边有一个议员的行为，他很不满意，他就来骂我，骂了5分钟，我就让他骂，我告诉他，你看人家走过都看见你，你这个样子，也不好意思，人家会觉得你这样不对。没事的。他如果打我，那我要感谢他，因为给人家打了之后，你这个人居然去打一个女人，选举期间我的选票一定多，同情分高。

　　解说：立法会里各个党派的议员发表政见时，经常剑拔弩张，针锋相对。范徐丽泰作为立法会主席，在会议期间要保持中立立场，维护会议正常有序的进行。

　　香港立法会的某位议员,曾经屡次挑战立法会议事规则的底线。甚至在行政长官发表施政报告时进行抗议干扰。这已经超出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的容忍范围。

　　(同期资料：范徐丽泰宣布和行政长官退席，休会， 对于该议员劝其退席。保证会议正常进行)

　　某议员：董先生我要表达我的意见。

　　范：这个时候不是你表达意见的适当时间。

　　某议员：我要对董先生抗议。

　　范：各位议员、董先生，我同你一起退席，董先生这边走。

　　记者：但是您习惯这种氛围吗？就是有不同意见，有争吵？

　　范：这个我很习惯，其实做了这么多年的立法会主席，一向都有不同意见的。用雄辩滔滔的方法说出来，这个我觉得是好事。那么让老百姓自己选择，明辨是非之后觉得谁讲的有道理。可是有一件东西有的时候就不大好了，就是互相之间大家有一种谩骂的情况。那么这个谩骂的情况对老百姓来说就觉得你们这批人，哎呀，自己人打自己人，好像就不是在为我做事情。

　　记者：您坐在台上，您担不担心这种争吵会影响到自己的威信？

　　范：我不担心，因为我无能力去控制他。议员们要在会议上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感受，这个是议员的自由，议会最讲究的一件就是言论自由。所以，他们要怎么样子去做，他是绝对有这个自由，只要他不违反议事规则。如果违反了议事规则，那我就必须要尽我的责任就去做出裁决，或者是去采取一些议事规则里边给我的可以做一些罚议员的做法。

　　那么如果他们所做的事情，令我们整个议会的信誉受到影响的时候，那我当然作为议会的议员，我一定会受到影响的。可是我也不会浪费时间去担心。

　　隔　　　断

　　解说: 范徐丽泰1945年出生于上海。4岁时她随全家一起搬到香港居住。此后，她的人生道路十分平常，在这座飞速发展的东方大都会里，她接受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按照范徐丽泰后来自己的描述“她当时读书资质不高、体育不出众，也更没有什么姿色”

　　1973年，从香港大学毕业之后，范徐丽泰在当时的香港理工学院做了一名普通职员，她的生活依然平静，和同龄人一样结婚成家，生儿育女。

　　1983年，范徐丽泰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终于出现了。当时她担任香港理工大学学生辅导处处长。这年正值香港立法局换届，一天，范徐丽泰突然收到了港英政府的通知。原来，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想委任她担任港英当局立法局议员。

　　记者：那您当时第一反应呢？

　　范：第一反应就是为什么是我呢？我对政治一向没有兴趣，我也没有参加什么政府的一些咨询委员会等等。我没有。我就是一向自己做我在学院里边的工作。

　　记者：那一定是你某种才能在某种场合得到了显现，或者说别人知道你。

　　范：其实如果这么说，我自己也想过，一个可能性就是尤德跟我，跟其他几个人吃过一顿午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就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当年的年轻人他们对工作环境并不了解，我们有什么办法帮助他们在没有离开大学之前已经对这个社会有点了解。那么当时大家都有各种的意见，有的是非常宏伟的计划，那么轮到我的时候，我说很简单，我就说我就去找一些公司，请他们用很低的价钱请一些学生去学习，那么在这个学习的过程里边，做最平常的工作，比如帮手运东西、送文件，这样他就理解人与人之间工作同事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一个很平常但是做起来很容易做的一个建议。当时尤德的反应也好像是，这个倒也行得通，可是没有什么大的回应。所以，我不知道跟这次的午宴有没有关系。

　　记者：我看到书中也说到这一段，感觉好像是您的先生帮您决定了这件事情，而不是您自己来决定了这件事情，是这样吗？

　　范：其实也不是这样子，我的上司非常支持，工作上的。那么到了家里，我讲了之后，其实我自己没有信心，我很坦率地说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我要进一个立法局，当年的立法局是高高在上的。

　　那么我的先生就跟我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去学习学习吧，做得不好，两年之后人家也不会委任你。所以，当时就用一种学习，很谦虚的心情去参加这个工作。

　　解说：在殖民地时代，英国政府任命的香港总督在香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立法局作为殖民地当局的议事咨询机构，成员全部由总督来任命。一般说来，总督委任的立法局议员都是当地的社会名流或者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人。普通教师出身，没有什么政治和经济背景的范徐丽泰在这个权贵俱乐部里显得有些特别。

　　记者：你第一次走进议会当时的心情，你看到议员们坐在台上，那你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的时候，你怎么考虑？

　　范：我当时接受了这个位置之后，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在香港的教育制度方面，尽我一份力，希望改进我们的教育制度。所以，我第一次走进议会厅其实就没有什么准备，因为它那一次的会议很奇特，并不是平常的会议，是忽然之间召开的。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个银行给挤提，影响整个香港金融的系统，所以港英政府就立了一条法律，提了一条法律，就立刻开立法会三读通过，(政府)接收了这个银行，就让它可以挤提平复下来。所以，那一天完全没有心里准备，要我来开会，那么我就来了。

　　那么来了开会除了宣誓就职之外我什么都没做过，就是举手支持这条条例的通过，也没有发过言，也没有什么，可是那一次就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记者：什么笑话？

　　范：就正如我刚才说的，立法局当年是高高在上，所以男的都是西装笔挺，女的都是套装，穿得非常好，每一个人都如此。只有我穿了一件短袖的衬衫、衬衣，然后就一条大花裙子，一对凉鞋，就进去了。所以，第二天就成为这报上一个取笑的对象。

　　记者：好像你的口才一开始也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

　　范：其实我这个人，年纪轻的时候我是很内向的，我不大愿意讲话，对于要上台演讲更是有一种恐惧感。所以，我开头第一年做这个立法局的时候，其实我是很辛苦的，比如说第一篇在立法局里边的发言，我一路讲就一路抖，抖到三篇之后，一共有八篇字，后边这五篇字就完全听不见了，因为我已经抖音到了口，从脚一路抖到口。

　　解说: 从政之后，范徐丽泰一直关注于自己熟悉的教育事务。在她提议下，香港政府大幅度提高小学教师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这对提升本地基础教育质量很有好处，但是此时，香港市民对这位年轻的女议员还是没有太注意。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场国际风波让人们对这个看似文弱的女议员刮目相看。越南战争结束后，大批越南难民逃亡。港英政府不顾港人的利益和意愿，担当起“第一收容港”的角色，香港前后接待过20多万名越南难民。数以万计的越南难民长期滞留香港，给这个弹丸之地带来了沉重负担。而美国作为越战的发动者，不但要求香港收容难民。而且针对遣返非政治难民问题，不断批评香港。

　　面对内外压力，没有多少外交经验的范徐丽泰率领立法局代表团出访英美两国，介绍香港的困境，她又与美国右翼议员展开公开辩论。此后，美国舆论就很少再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范徐丽泰不畏强权、为港人利益鼓与呼的表现让她一举成名。

　　记者：范太当议员的时候，就像您自己说的，你可能对这些规则都不懂。但是您所做议员的最初的开始，所做的几件事情都给香港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您觉得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做一个议员要有什么样的标准，才能够做好？

　　范：我其实觉得做议员要带着心来做，这个心就是为市民做事情。

　　将这个责任也是明确地放在有责任的一方，这个就是我所做的事情。当时越南船民的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了解了整件事的过程之后，我发觉这个绝对是英国政府利用香港人来替它付帐，它去请客，得到尊重人权的美名，这个是不对的。你要请客你自己给钱，香港人替你给的钱，你应该还一个公道给我。所以，当时我的态度就是批评英国政府，我也批评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当时在国际会议上说好了，所有到香港来的越南船民，西方国家都会收他们到他们国家里去定居，可是后来并没有这样做，弄成很多很多数以万计的越南船民寄留在香港，而香港又要给钱，照顾他们的起居饮食，这是不公平的。

　　记者：但是问题是当时的英国当局它是站在美国的一边，而您是港英当局委任的一个议员？

　　范：在我来说无所谓，我不是议员的话，我就没有这个责任要去为香港人说话，为香港人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