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民办高校两易校址 近千师生险遭转卖(组图)

　　　　位于涿州边各庄一条乡间小路旁的京桥大学涿州分校在2005年6月19日已被正式查封。本报记者秦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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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千名原京桥大学涿州分校师生已搬迁至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复课。本报记者秦文摄

　　核心提示

　　2005年5月底，京桥大学涿州分校突然停办，在北京市教委的协调下，全校师生从河北涿州迁至位于昌平的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在不足一年时间里，该分校已两易校址，在搬迁和欲整体转卖时又多次遭各利益方阻拦。

　　记者调查发现，从建校到今年6月19日被正式查封，京桥大学分校异址风波，是部分京城民办高校无序竞争的缩影。

　　□本报记者 秦文 北京报道

　　“我不知道该对你说我是京桥大学还是北工商的学生。”19岁的王洋苦笑着。7月8日中午，在昌平南口镇一家小餐馆碰到这位大一学生时，不远处的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下简称“北工商”)里已是一片寂静，他的同学都已放假回家了。

　　王洋的宿舍就在北京工商管理专修学院的6号楼内，这里住着近千名和他同年级的学生。一个多月来，他们上课吃饭住宿都在这个校园内，但在编制上，他们却属于另一所民办高校———京桥大学。

　　5月底，京桥大学涿州分校突然停办，在北京市教委的协调下，全校师生从河北涿州迁至这里。不足一年时间里，这所学校已两易校址，在搬迁时，师生又多次遭遇阻拦。

　　“这不是民办高校中的个案”，多位事件当事人说，在京桥大学涿州分校迁校风波背后，是北京部分民办高校的混乱局面和无序竞争。

　　两易校址

　　7月8日，北工商放假已经5天，40多岁的王老师还在办公室里忙碌，他要对这个动荡的学期做一个工作总结。

　　王老师是京桥大学涿州分校最早一批教职工之一，2004年8月就进校工作。在进校之前，他就听说了学校要搬迁的消息。那一次，是从廊坊东方大学城搬到涿州城外。

　　2004年4月起，京桥大学分校投资方途锦教育集团开始发布信息，为“京桥大学”招聘教学和管理人员。王老师应聘时听说，他工作的地方是京桥大学在廊坊东方大学城内的一所分校，也是途锦教育集团名下5所民办高校之一，新学年将招4000名学生。

　　离开学还有一个月时间，王老师突然听到消息：东方大学城股东会重组，京桥大学分校因为长期拖欠房租不能及时缴纳，将无法继续入住东方大学城，学校要另寻校址。

　　就在寻思着要不要寻找新的工作岗位时，他得到了途锦教育集团的通知：学校迁往涿州城外，8月底正常迎新生入校。

　　8月中旬，王老师带着行囊来到涿州，在一条乡级公路旁找到了这个挂着“京桥大学”牌子的学校。学校在一家公司院内，有两栋主教学楼，四栋宿舍楼，条件还算不错，但当初所说的“招4000名学生”实际只有近千名。

　　“这个规模在北京民办高校中也算是中等了。”王老师说。本以为此后可以安心教学，但没过多久，学校再次面临搬迁。这一次是因为，学校的投资商也是最大的股东途锦教育集团资金出现问题，所有资金被冻结，包括京桥大学涿州分校的运作经费。

　　学校的资金可能存在问题，在老师学生中早有猜测，因为工资拖欠现象一直存在。25岁的孙老师今年3月进校，当时校方的承诺是月薪两千多元，但在涿州分校，她一直没有领到过工资。她听说那些去年8月份入校的老师中也有不少人工资被拖欠，最多的有一万多元。但是学校董事会一直在向大家保证：股东不是没有钱，是投到了其他项目，很快就会收回，拖欠工资只是暂时的。

　　今年4月中旬的一天，班里有个消息灵通的学生找到孙老师，说途锦教育集团因为急于扩大规模，在外欠款太多，资金出现问题，正在被审查，“学校可能要倒闭了”。孙老师吃了一惊，她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么多老师学生怎么办？

　　5月初，消息得到证实，学生们惶惶不安。虽然孙老师一再跟学生们说，只要学校给你们提供教室和老师，你们就应该安心读书，但实际上，连她自己都无法真正安心。

　　“我看得出来，学生们很茫然，他们不知道以后该往哪里走。我也看不到未来，但是我只能让学生相信，一定有人管。”孙老师说。

　　迁校两度受阻

　　5月20日至5月26日，京桥大学分校的学生王洋每天都很忙，食堂的饭卡要退，储蓄所的户头要销，洗衣房的会员卡还没用完……学校的后勤服务都社会化了，每一个处理起来都要跟对方解释半天。

　　“要搬家了，现在看人家脸色总比将来没有学上要好。”王洋说。5月中旬，在师生们的焦虑中，北京市教委出面了：全部师生搬迁到北工商学院内，继续完成四年本科教育。北工商也曾属于途锦集团名下，是5所民办高校中规模最大的一所。

　　就在王洋忙着清理这一切时，他的一些同学开始集体反对搬迁。

　　7月7日，悄无人声的京桥大学涿州校区内，那面曾经书写过很多标语的墙上，依然残留着当时的紧张气息。“要求学校法人代表出来对话”、“一切为了学生”、“抗议搬迁”等字迹仍赫然在目。

　　“学校搬来搬去的肯定伤害学生，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其眼睁睁看着学校倒闭，师生流离失所，还不如搬家。”作为班主任，孙老师加入了劝说学生的行列。

　　学生们无法提出搬家之外的另一条出路。几番交涉后，反对搬迁的声音越来越小。

　　5月27日，12辆大客车开进学校，近千名师生集体搬家。但满载师生和行李的车子又被拦在了校门口，这一次，反对搬家的是校园内的商户。

　　“商户们一来就跟学校的投资商签订了三到四年的协议，大部分还交了一到两年的租金，这下老师学生都走了，他们找谁做生意去？”王江华说。作为学校所在的公司物业办公室主任，王江华说至今学校还拖欠公司房租、水电、物业费300多万。

　　“商户们情绪冲动，有的还带了家伙，打算冲上车去拽人”。王江华回忆说，后来北京市教委和涿州市教委都来人了。

　　僵持了6个多小时后，北京市教委承诺尽快协调解决投资方对商户的欠款问题，商户同意先对老师和学生的车放行，但是行李车留下，以作进一步商议。

　　“这类事件比较少见。”前去迎接师生的北京市教委的一名委员说至今回想当时场面，仍印象深刻。

　　孙老师的行李也在那辆行李车上，当天晚上，北工商临时从库房调出几百床被褥供师生们使用，但还是不能做到人手一份。孙老师只好和她的一名学生共用了一床被褥。

　　次日，经过协商，行李车最终运到了学校。

　　集体转卖风波

　　“这一年多来，我常常做恶梦，梦见自己和学生被倒卖。”头发花白的王老师说，他曾在三所民办高校任职，京桥大学涿州分校是让他最没有安全感的学校。

　　除了两易校址，王老师的感慨还来自于一次集体转卖风波。他说，2004年12月，为还清欠款，京桥大学院长曾打算把所有分校的学生转手卖给另一所民办高校。后来因为董事会内部分歧，协议没有实现。

　　7月5日，记者见到了这份签署于2004年12月15日的协议。协议的另一方是2004年7月刚刚批准成立的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位于昌平区旧县。

　　这份名为“联合办学协议书”的文件规定，京桥大学负责将学生整体搬迁至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2005年9月份起，学生向金融专修学院交纳学杂费，而金融专修学院则按实际交费人数，向京桥大学交纳每人每学期400元的“公共发展基金。”

　　在协议上签字盖章的是京桥大学院长张艳梅和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董事长程跃。

　　但这份“联合办学协议书”并未得到途锦教育集团的认可。该集团高层负责人之一赵庆之认为，协议根本不具备法律效力。因为涿州分校虽在名义上是京桥大学的分校，但不管在投资还是管理上，两者都已完全分开，分校的一切活动应当由分校董事会决定。张艳梅只是分校董事会的副董事长，没有权力个人决定将学生转手。

　　涿州分校、京桥大学与途锦教育集团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来自于2003年的合作。

　　据途锦教育集团副董事长赵驰峰介绍，2003年，途锦集团为了实现打造教育航母的目标，与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开发公司合作，成立东方途锦股份有限公司，由东方大学城开发公司提供教学场地，占51%股份，途锦集团占49%股份，提供生源和教学管理。然后以东方途锦股份有限公司的名义再去收购民办高校，京桥大学涿州校区即为收购成果之一。

　　双方合作方式为：京桥大学院长张艳梅以学校的品牌入股，占30%股份，东方途锦股份有限公司全面负责分校的招生和教学管理工作，占70%股份。分校依然由张艳梅担任法人代表，张同时兼任分校董事会的副董事长。

　　2004年，东方大学城开发公司重组，董事长换人，该公司与途锦集团的合作即宣告结束，但以东方途锦股份有限公司名义筹建的京桥大学涿州分校依然归途锦管理。

　　“前后乱成一锅粥了，途锦这几次的合作协议都很粗放，都是一个大概的方向，缺少具体的条款支撑和细化的双方权利责任分工。”赵驰峰说。

　　赵驰峰认为，正是在这样一种权责不明确的办学方式中，才会出现学校法人代表自行决定集体转让学生的事情。因此，这份协议不应付诸实施。

　　转手失败大幅裁员

　　途锦教育集团派员赶往涿州分校时，正碰上一群民工围困准备离校的师生。

　　2004年12月20日，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院长王志伟按照前述协议准备将学生接走时，被民工们堵在了学校门口。涿州分校建校时的施工款至今仍在拖欠，民工们意识到学生如果撤走，校方更不可能支付他们的施工款。

　　途锦教育集团给学生老师做工作，阻止了这次搬迁。当天，王志伟空手而归。

　　“所有的老师都听到了程跃发脾气的声音”。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负责招生的职工由惠君回忆说，当天，当董事长程跃从电话中得知近千名学生的“生意”泡汤后，当即在办公室宣布开除王志伟，并通知校门卫，不许王志伟进入学校。

　　“学校没人敢劝他”，由惠君说，能够一次接手近千名学生入校，对于审批成立不到半年的国际金融专修学院来讲，简直就是天上掉馅儿饼。但碰上这一变故，无异于到手的鸭子又飞了。

　　“协议泡汤的消息就像导火索，直接引发了学校的大裁人。校园内人心惶惶，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人和人见面都不敢说话。”该校另一位教职工王敏玉说。从12月20日开始，短短十几天里，共有20多名老师被解聘，校方给出的理由是：因为没有生源，为节省开支，将多余的教师予以解聘。

　　今年7月25日，该院董事长程跃向记者证实，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日前已经被取缔，学校教职工全部离开了学校，为数不多的学生也相继转校。

　　“民办高校最大的压力确实是生源。”一位曾多年在民办高校任校长的人士说，生源紧缺已危及不少民办高校的生存。

　　他认为，生源是民办高校的基本条件。可是近两年，北京生源大幅减少，一些重点大学又相继办起了独立学院或二级学院，民办高校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在此背景下，民办高校转卖学生等违规操作现象屡见不鲜。

　　2002年3月1日，北京高等秘书学院2001届秘书专业的260余名学生度过寒假再来学校报到时，发现已被校方转让给了京桥大学。当时，京桥大学因故停办数年，2001年复办，没有开设秘书专业。

　　而除了整体转让，招生人员私自到其他学校拉人也是业内常见的争夺生源手段。北京密云学生段宏飞2003年高考失利，在一所北京民办高校上了一个月后，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的一名招生老师找到他，说转校可免半学期学费。于是，段宏飞和几个同学转校去了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一段时间后，这几个同学中又有人转到了北工商。

　　北工商院长何福泉承认，在激烈的生源争夺战中，民办高校的教学质量、专业开设等均受到影响。“现在很多人都在责难民办教育的办学质量，但如果连生源都保证不了，何谈发展？”

　　在何福泉看来，影响北京民办高校发展的另一个因素是政策上的不平等。他在来北工商之前，是一所公立大学的领导者之一，同是领导，却是完全不同的处境。“以前老是人家求你，现在都是你求人家。”

　　“政策确实对民办高校限制太多了。”原南洋教育集团董事局主席任靖玺在去年辞职时用“哀鸿遍野”形容目前的民办学校。在其著作《教育炼狱十年》中，他推算，2000年～2003年，全国民办学校倒闭一半以上。

　　“虽然不是全部，但现实情况是，北京一些民办高校越来越趋于恶性循环。”何福泉说。民办高校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学生退学风潮常有发生，这也激化了学生与学校之间的矛盾。

　　据《燕赵都市报》2005年1月7日报道，2004年12月2日，京桥大学涿州分校发生了一起学生与保安之间的纠纷。当天上午8时许，许多学生想退学，但在将行李运走时遭到宿舍老师和保安的阻拦。为了阻挡学生，保安将女生宿舍楼的楼门上锁，并和想退学的学生发生了冲突。

　　报道称，一位自称刚从学校逃出来的学生述说当时的情景：“为了搬行李的事，学生和保安发生了冲突，有的保安就打学生，我们的魏老师为了保护我们，居然被保安追着打……”这名被打老师随后在门外出租车司机的帮助下才逃了出来。

　　该事件的发生离王志伟到京桥大学涿州分校接学生只有18天。

　　建筑商盖房盖成股东

　　2005年6月19日，京桥大学涿州校区被正式查封。此前20天，搬迁至北工商的近千名师生已恢复了正常的上课。

　　“我们当时以为这几家民办高校会走投无路”，7月1日，市教委检查组的一名负责人坦言，途锦教育集团的所有资金被冻结后，为协调京桥大学涿州校区、北工商的接手问题，市教委曾颇费周折。

　　北工商院长何福泉告诉记者，当时京桥大学涿州校区面临倒闭时，市教委首先找到京桥大学主校区，但是京桥大学主校区规模有限，没有能力接收。京桥大学院长张艳梅证实此事，称考虑到京桥大学本身实力有限，没必要去竞争这个机会，就放弃了。

　　随后，市教委又找到了北工商，鉴于曾经都属途锦教育集团，希望北工商能够考虑全盘接纳这些学生和老师。而当时，北工商也刚刚变更了新东家。

　　建工四建曾在北工商建校时承担大量基建项目，途锦集团至今拖欠其4000万工程款。在市教委的协调下，建工四建由最大的债权人变为最大的股东，替代途锦集团的角色，占北工商67%的股份。

　　据称，因为这次股权变更，北京市建工四建也被认为是全国第一个介入民办高校的国营企业。

　　7月11日，建工集团四建总经理平桂祥再次来到北工商。自从担任北工商的董事长后，他每周都会来这里两三次。他说，自己不懂教育，这是第一次介入教育行业。当初接手北工商实属无奈之举。

　　当市教委提出北工商是否可以全盘接收京桥大学涿州校区的师生时，平桂祥说自己当时很矛盾，北工商本身的问题还没解决，现在接手是不是又在增加新的难题。

　　“当时公司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最后我们同意接收，是觉得学生们上学事大。”平桂祥说。

　　平桂祥认为，就像20世纪80年代初的民营企业一样，现在的民办教育同样是在种种疑惑、责难甚至阻碍中艰难成长的。但他相信，北工商以后还会继续发展，但是这也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支持。

　　“5年之后，民办高校肯定会成为中国教育舞台上的支柱之一。”北工商院长何福泉说，在接收了京桥大学涿州分校后，北工商的在校生已经达到了14000人。

　　“搬到北工商后，我终于重新开始大学生活了”。王洋说，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他已经适应了这个新校区，希望能尽快补上以前耽搁的课。但他心里也一直有个疙瘩，他不知道三年之后，京桥大学还会不会依然存在，自己还能不能拿到京桥大学的毕业证。

　　放假时，王洋的一些同学是带着招生的任务回家的。“我知道这比在餐馆里打工挣钱快，但我不愿意这样。我担心别的人来了也和我们一样，碰上这么多事。“他低下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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