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责任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对话动机

　　去年6月7日，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农民协会在永济市民政局正式注册成立。目前，农会会员已经扩大到周边乡镇的35个村，共3800余人。农民协会在组织农民致富，帮助农民提高法制、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日前，农会法人代表郑冰对话本报记者，畅谈农会今后发展大计。

　　-对话人物

　　郑冰，女，37岁。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寨子村人。当过小学教师，和丈夫开过农资商店，现为蒲州镇农民协会法人代表，是该农会的发起者和灵魂人物。

　　新京报：郑冰你好，你们搞的农民协会现在很有知名度了，你认为农民协会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郑冰(以下简称郑)：从一步步走下来的情况看，就是要为农民服务，帮助农民提高素质，我觉得农会的作用就在这里。

　　新京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农村与农民问题的？

　　郑：说实话，虽然我出生在农村，但是从小家里的农活一般都不用我干的，在成立黄河滩的科技中心前，我对农村、对农民的了解是不多的，家里人以前都喊我书呆子。

　　新京报：这么说你关心农村问题是个偶然。

　　郑：差不多吧，就是跟村民苏长业那次对话后我突然迸出了这个念头，要改变我们这里农村的面貌，就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学习科技。

　　新京报：我们这么说，你当时组织农民接受培训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对你们生意上的影响，比如说，能多卖化肥种子等挣钱？

　　郑：也有这个成分，当时我爱人还反对我搞培训，我就说，这样能扩大我们科技中心的影响，后来证明了我的想法是正确的。我们第一年的利润是4000多元，到了第二年就是7万多元。

　　新京报：如果这样下去，你们会挣不少钱的，可为什么后来把科技中心无偿交给农会呢？

　　郑：主要是我把家里的钱都贴到协会了，后来我跟丈夫商量，说把科技中心无偿交给农会吧，反正挣的钱我也贴进去了，还不如彻底地交过去，相持了一段时间后他同意了。

　　新京报：你自己实际上一直在搭钱维持农会的运转。

　　郑：是这样的，去年大家提议每人每月交2元钱会费，我觉得如果收钱又会引来误解，尽管我们是合法的社团。我还是用科技中心的利润来维持运转。

　　推选丈夫当会长

　　新京报：是不是你家里很有钱？

　　郑：也不是，就是够家里人用就行了。家里的收入就是公公每年有将近15000元的退休金，公婆承包了13亩地种植芦笋，每年有1万多的收入，家里两个鱼塘承包出去每年3000元，丈夫帮人家摄像每年也有六七千元的收入。

　　新京报：你家里人理解你的做法吗？

　　郑：我婆婆很支持我，我一分钱都给不了他们，她和我公公还支援我。

　　新京报：比如？

　　郑：婆婆和公公种芦笋的钱几乎都给我了，去年修巷道时给了几千，前天又把卖芦笋的一万块钱给我了。

　　新京报：你丈夫呢，他有怨言吗？

　　郑：(笑)我们是每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因为我做这些事情，我和我爱人老是吵，我们有时候吵起来就说“各干各的活。”其实我也知道我爱人的想法，不支持我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的和睦，支持吧又没完没了，不知道支持到什么时候。

　　新京报：主要是你拿家里的钱补贴农会的事吧？

　　郑：是啊，他有时不同意，我就只好先斩后奏。有时想来挺对不起他的，除了从他那儿拿钱，我也没时间照顾他。他喜欢吃我擀的面条，但有了协会以后，我基本上一年也擀不了一次了。

　　新京报：你们吵架除了经济方面的原因还有其他的原因吗？

　　郑：还有就是他心里可能也有点不平衡，科技中心毕竟是他一手创办的，现在归了协会，而且我比他有名，别人一提起农会就说是郑冰带起来的。

　　新京报：那怎么让他平衡一下呢？

　　郑：(笑)呵呵，我给他个官当了。考虑会长人选时我就说了，既然他心理不平衡就让他当会长，我就当个干活的人，没想到大家一致同意了。

　　新京报：有没有人说，这协会不就成了你郑冰家的协会？

　　郑：没有，因为协会里面没有任何的利益可图。

　　新京报：你丈夫当了会长以后态度转变了？

　　郑：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会长，别人叫他会长也不让别人叫。

　　新京报：但你让他做什么事情他还是做？

　　郑：他一直以反对的态度支持我。

　　让我当村长，我拒绝了

　　新京报：在工作中，最让你烦心的是什么？

　　郑：风言风语。比如说吧，我第一次组织农民到黄河滩培训，有人说我是为了出名，就在我倡议大家修建巷道的时候，有人说风凉话，说看你怎么能把事情做好，意思是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把事情做好。还有人认为郑冰确实是办了实事，但一定还有个人目的，政府一定是给了钱了。

　　新京报：对这样的说法你怎么办？

　　郑：一般都是冷处理。我就按照我想的去做，不必要跟别人做太多的解释，我要让大家看到我的实际行动。

　　我觉得只要是农民有需求的，哪怕是有风言风语也要坚持下去，只要努力了，谣言总有停止的时候。

　　新京报：有时候冷处理不行怎么办？

　　郑：我只好跟他说理，说理不行就吵架，我在村里都多少年没跟人吵过架了，结果修巷道的时候跟别人吵几回架我记都记不清了，别人告诉我最多的一天跟别人吵了四回架。

　　新京报：巷道修好后也彻底改变了你在农民心中的印象吧？

　　郑：那倒是的。

　　新京报：在农会组织活动中，有没有遇到特别难缠的人？

　　郑：这倒没有，因为协会是自愿加入，不愿意就不来。

　　新京报：有人说你组织农会，是为了想当官。

　　郑：想当官我早就当了。

　　2002年村委换届时，镇里的领导就找我让我当村长，但我拒绝了。

　　新京报：为什么拒绝呢？

　　郑：如果一心一意扑到村子上，我相信是能将一个村子带好的，但是我们的会员已经达到了两个乡35个村，我不能放下协会不管。

　　新京报：是不是说村主任的职位对你太小了，你是想干更大的事业？

　　郑：不是，我不谦虚地说，我的优点就是认准了一个事情就往下干，这一辈子就没想过要干什么大事，只不过是尽能力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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