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林弹雨中走出的老战士--王忠山(图)

抗日老战士王忠山 内蒙古晨报记者 谭浩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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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晨报报道(记者 刘向岸)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本报记者日前独家采访了老红军、抗日老战士王忠山。他曾是刘伯承、邓小平的部下，他曾八次身负重伤，他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今年已是94岁高龄的王忠山首次面对媒体，向世人讲述曾经的枪林弹雨生活。

　　“我的命是从枪林弹雨中捡回来的，但我不庆幸，因为‘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

裹尸，以死报国’。”这是王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接下来是王老的回忆。

　　军队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卢沟桥畔的枪声，唤起了一个民族的彻底觉醒。

　　1937年8月，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蒋介石等就发表中共宣言和改编红军问题在南京举行谈判，将在陕北的中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争取抗战胜利的全面抗战路线。

　　八路军编了三个师，即129师、120师、115师，它们是抗战时期三个主力师。我当时被编到了129师，我的师长是刘伯承，政委是邓小平，旅长叫陈赓，团长是叶成焕。

　　说起打鬼子，我难忘的是在山西参加的神头岭战斗。那一次，我明白了殊死搏斗的真实内涵。

　　1938年3月22日，八路军三八五旅获悉日军一个运输军火、药品的运输队要经过山西潞城神头岭，便部署3个营的兵力连夜在神头岭附近的山坡上埋伏。我所在的一营埋伏在距神头岭村一公里处，负责主打运输队，二营、三营分别在神头岭两侧负责阻击日军的援军。

　　3月23日早上7点左右，日军300多人赶着几十辆马车经过神头岭，在神头岭村外空地上休息吃饭。我军迅速开火，两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六十多挺轻机枪一起射向敌人。经过三四十分钟的战斗，日军大部分被消灭。其余的日军丢下物资仓皇逃窜。

　　已是一营营长的我当时带领两名通信员离开营部到神头岭村找水喝。到达村里后，两名通信员到附近去救护伤兵。我手拿匣子枪推开一家院门一看，里边竟然有8个日本兵，还有3个车夫。我当即用学过的日语喝令他们缴枪不杀。日军缴枪后，我让车夫将所有的枪都背了出去，并用匣子枪押着日本兵往外走。走到后院门房旁边时，我注意到这几个日本兵在窃窃私语，便用手势命令他们上前打开房门，正当一个日本兵上前开门的时刻，忽然从里面传出一声枪响，日本兵应声倒地。紧接着一下子从门房里跑出4个持枪的日本兵。外面的7个日本兵见此情形，一下子扑过来将我扑倒在地。在这十分危急的时刻，以前练过点武术的我使出了全身力气，来了一个扫堂腿，迅速从地上翻了起来。附近一名受了伤的通信员见此情景，开枪打死了一个鬼子。趁此机会，我飞快地跳过几辆马车后，跑到了另一侧，鬼子想开枪，却没了子弹，脚上穿着皮靴又跳了过去，在一旁干着急。这时，我身边正好有一颗拧开盖后未爆炸的手榴弹，我用左手拉燃了引线后，向日军扔去，当场又炸倒了9个日本兵。受伤的通信员冲着我喊，只剩一个日本兵了。明白过来后，我飞快地冲上去，将其扑倒并擒获。

　　这场战斗，我们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但消灭了大队日军，还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当年我从日军指挥官手中缴获的指挥刀至今还被存放在山西的一家革命纪念馆里。

　　在山西，留给我的战争记忆太多了。其中，最让我难过的是在山西黎城县长乐村战斗中，我的团长叶成焕的牺牲。

　　那天早晨5点多钟，日本兵6000多人兵分九路进攻八路军前敌指挥部。

　　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率部奇袭日军据点，迫使日军回撤救援。刘伯承在神头岭重兵设伏，重伤日军。

　　左权要求129师以一部兵力钳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一路。

　　敌我双方从上午7点一直打到下午4点，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最后，我军歼灭敌军近3000人。但不幸的是，二团团长叶成焕在战斗中出于人道为日军伤员包扎伤口，结果被日军伤员夺取手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

　　在山西这个地方，牺牲的将领除了叶成焕外还有左权将军。

　　那是日军二期“扫荡”开始，采用“集中兵力，辗转扫荡”的办法，对我太岳、太行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左权将军亲临129师，向刘、邓传达总部命令：“129师兵分三路，一路保卫八路军总部；二路留在内线，领导地方武装；大部主力转出外线，打击敌人侧前。”

　　在频繁的战斗中，左权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八路军转移。敌人纠集3万兵力，分五路向我总部进行报复性袭击。

　　1942年3月25日，左权在掩护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十字岭时，不幸被敌人的炮弹击中，以身殉国。

　　左权牺牲的噩耗传开，华北千百万军民悲痛万分，山西辽县送葬队伍荡起的尘烟遮天盖日。毛泽东以戒烟三天痛思左权。

　　为了纪念左权将军，从此，山西辽县改为左权县。

　　征战多年打死、打伤鬼子无数，但最让我遗憾的一次战斗是河南辉县战斗。

　　当时，鬼子聚集在一座庙里，那座庙很高，类似一座大碉堡。我接到命令，要求我营炸毁此碉堡。

　　鬼子在碉堡上不断地向下疯狂射击，我带着五个连在下面匍匐前进。在暗夜里，我背着炸弹、端着机枪，准备与碉堡共粉身、同碎骨。

　　突然，敌人一阵机枪雨点般对我军扫射后，我的头盖骨被打掉了一块儿，顿时鲜血直流，渐渐地，我失去了知觉。这是我第八次负伤，也是最后一次。我很遗憾，没能亲手炸了碉堡。

　　当我醒来时已是第二天。我的伤口被简单包扎后，就被担架抬着，一直从河南走到了山西，走了整整33天。当时，由于天气炎热，再加上医疗及卫生条件有限，在半路上我的头已生了蛆虫。

　　在山西辽县住院7个月后，头盖骨接骨术(用了一块人造骨头)术后痊愈了，我便由山西到了延安，不久，又从延安护送“抗日联合大学”全校师生到了晋察冀边区。任务完成后，我便跟着120师贺龙的部队回到晋绥边区工作，先任独立营营长，又当了七支队队长。

　　抗战是艰苦的 但我们斗志昂扬

　　从晋察冀创立的第一天

　　我们就开始成长

　　军区在斗争中巩固坚强

　　我们也一天天健壮

　　我们为英勇的战士而歌唱

　　把大众的生活、斗争演出在舞台上

　　艺术是我们的枪

　　舞台是我们的战场

　　让我们在太行山的炮火里

　　在千百万人民的心上

　　像火一样地跳荡

　　像火一样地跳荡

　　这是抗敌剧社的社歌，无论是在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还是在建设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的时候，我都将它久久传唱。

　　★落户绥远

　　回首这一生，我记不清打了多少次仗，反正是受了八次伤。但每一次，又能从死亡线上挣扎回来。我的运气不错，不过，我应该感谢共产党，是她给了我们现在这样的好生活，人们有吃有穿，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哪像过去，有时连树皮也吃不上……

　　我出生在1912年8月15日，即民国元年中秋节的夜晚。我的父亲是个雇农，在我出生40天后，父母就将我用担子担上，从河北逃荒到了山西。

　　为了糊口，7岁时我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羊。我曾当过矿工，也种过地，打过猎，我的青少年时期，日子过得既劳累又屈辱。

　　自24岁参加革命，我便开始和日本鬼子较量，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盘踞在中国的日本兵及其家属撤离了中国这片曾被宰割的大地。

　　那时，我与组织上给我安排好的妻子乌云(汉族)已结婚五年。她是1940年就参加革命的妇救会的一名积极分子，在她入党的那天，我们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我们相濡以沫，共同走过了65个春秋，互相照顾，互相搀扶。她现在也已86岁高龄，是一个有重孙的老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两个月后，我转业到了地方，来到了绥远(今内蒙古)，第一次踏上了内蒙古大草原这片神奇的土地，一住就是近60年。

　　60年一个甲子，一个轮回，经历那段历史的人日渐故去，那段历史也日渐被尘封(回忆着，若有所思的样子)，历史不能，也不应忘记，落后就要挨打是我们永远应记住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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