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关东军覆亡中的嘎丽娅之死(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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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8月02日04:21 新京报 | |||||||||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示意图 苏军分割日军的防御 苏军3个方面军越过国境线,向关东军发起进攻 嘎丽娅 消灭关东军战役 远东战役,也称消灭日本关东军战役。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9日,苏联百万大军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
关东军节节后退。15日,苏军已推进至佳木斯、牡丹江一线。同日,日本天皇广播投降诏书。17日,苏联元帅、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向日军发出通牒,要日军放下武器,全部投降。18日,关东军司令官山田乙三下令向苏军投降。20日,关东军开始向苏缴械。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在远东战役中,苏军共歼灭日军67万多人,苏军伤亡3万余人。 在远东苏军对日作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举行了全国性大反攻,东北抗日联军直接配合苏军作战,为苏军迅速歼灭关东军作出了重要贡献。 5月20日,黑龙江省绥芬河市,33位前苏联红军战士栽下了嘎丽娅喜爱的白桦树;中国抗日老战士也来了,他们栽下了嘎丽娅喜爱的云杉。有心人把白桦树和云杉组合成了汉字“唇”———蕴含着中俄两国人民一衣带水,唇齿相依。 在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之际,绥芬河市人民纪念着和平使者嘎丽娅,并筹备建立以她名字命名的公园。 60年前,抗战胜利前夕,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包围了日军在天长山构筑的要塞,日军拒不投降,要塞里的日本妇女和儿童面临与日军同归于尽的命运。这时,17岁的中俄混血儿嘎丽娅走进要塞,劝说日军保全要塞里妇女儿童的生命,缴械投降。 但是这位少女最终一去不返,人们说,她是被绝望的日军残酷杀害。8月15日,走投无路的日军走出天长山要塞投降。 传说中的嘎丽娅 海拔719米的天长山位于绥芬河市阜宁镇。夏日,这里外表平坦,绿色葱茏,如果不是当地人介绍,根本想不到这是亚洲最大要塞群。 天长山要塞群处中俄边境,与东宁要塞群共同构成日本关东军对阵苏联的东部防线,在当时号称“东方马其诺防线”。 1945年8月9日零时10分,苏联一百五十多万军队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在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动突然袭击。 当天,绥芬河市城区被苏军攻克,但天长山要塞内的日军还在负隅顽抗。 这个要塞内有以石岛长吉为首的450名日军,也有佳津磨街长带领的150名日本百姓。苏军不忍平民在战争中伤亡,在对天长山要塞发起进攻前,曾派人前去劝降。 在绥芬河市多位老人一直述说的故事中,中俄混血儿嘎丽娅就是在这次劝降中作为特殊军使而被日军杀害。 黑龙江省抗日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周艾民整理了嘎丽娅的民间传说,其中以付庆双老人讲述的情节最为传神。 按付庆双老人所述,当时苏军想找个懂日语的人前去劝降,有人推荐了嘎丽娅。嘎丽娅的母亲不同意,嘎丽娅却说,要塞里面还有我的日本同学呢。 据后来的证据表明,要塞里有些日本小孩确实是嘎丽娅的朋友,其中一个日本男孩还暗恋嘎丽娅,在进入要塞之前给嘎丽娅写了封信,表白了这段感情,并祝嘎丽娅和其男友幸福。 根据付庆双的说法,嘎丽娅总共上了三次天长山。第一次谈判后,日本军官说次日早上9点答复。 第二次,日本军官说再给一些时间准备,答应下午3时放下武器投降。第三次上去的时候,日军突然开枪射击,将同去的苏军打死,嘎丽娅被拖进了山洞。 山下的苏军等了一个晚上不见人下来,知道坏事了,于是下令炮轰。 后来两个从要塞里活着跑出来的日本女子说,嘎丽娅被拖进要塞后被关在地下仓库里。等苏军发动进攻时,嘎丽娅把汽油桶点燃,炸毁了要塞,与日军同归于尽了。 传说的最后说,战争结束后,人们在山上找到了嘎丽娅的红头巾,却一直没找到人。 传说中的嘎丽娅,是一个美丽的女神。周艾民形容说,她的两眼流动着一个妙龄少女的清纯和天真,还有过早成熟的容貌和身段。她有明亮而有神的眼睛,微微翘起的鼻头和棱角分明的嘴角,高挑的眉宇间,透出少女的几分刚毅、执着。 一段被湮没的历史 史实中的嘎丽娅当时究竟是怎样的? 在战事记录中,这位少女只是一个战争失踪人员,仅在绥芬河市地方志上有这么一段:“8月11日或12日苏军围剿退守天长山地下工事的日军残部,日军顽抗。居民张焕新女儿嘎丽娅经苏军动员,担任军使去天长山筑垒向日军劝降,日军不降,下午再去劝降,未归。苏军炮击数小时后,日军残敌全部毙命,嘎丽娅亦牺牲,时年仅17岁。”民间一直没有放弃对真实的嘎丽娅的追寻。2003年,绥芬河市电视台在俄罗斯找到了嘎丽娅的弟弟张树列,这位74岁的老人是嘎丽娅惟一在世的直系亲属。 在嘎丽娅生活的时代,位于中俄边境的绥芬河市由于商业繁华而吸引了十七八个国家的人移民这里,华俄文化成为这个城市的主流文化。 嘎丽娅就出生在一个华俄家庭,她的父亲张焕新是山东掖县人,1911年随叔叔闯关东,在苏联库页岛和黑龙江一带做小买卖,后来皈依东正教。 嘎丽娅的母亲菲涅,则是白俄后裔,后流落到我国黑龙江,成为俄国侨民。经教友介绍,这一对“难民”在认识四个月后结婚。先后生子张国列、张义国,女儿嘎丽娅和最小的儿子张树列。 由于家境较好,张家的孩子都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生于1928年龙年的嘎丽娅,就精通中、俄语言和日本话。 张树列回忆,1945年8月11日,他陪妈妈刚走过铁路,就被几个苏联红军拦住了,让他们到红军司令部登记。不远处的嘎丽娅于是追到花园街红军司令部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一个名叫什瓦特钦可夫的红军军官出来问:“你们中间谁会说日本话?谁说得好?”有人推荐了嘎丽娅。 嘎丽娅被军官带到司令部里,约二十多分钟的时间,她出来了,对妈妈说:“红军让我当翻译,上北山(当地人对“天长山”的叫法)劝日本人投降,山洞里有很多日本老百姓。”嘎丽娅的妈妈一听,什么也没说出来就哭了。嘎丽娅劝妈妈说:“不要怕,有红军在,我和日本人谈完了就回来。”嘎丽娅的妈妈摘下自己新的红头巾,又摘下嘎丽娅头上旧的白头巾,哭着说:咱俩换换。母女俩又抱着哭了一阵,嘎丽娅吻了一下妈妈前额,说了声,放心吧妈妈,我去去就回来。 张树列说,嘎丽娅跟着拿白旗的苏军军官,沿花园街一直往北走,拐过机务段就看不见人影了。 嘎丽娅这一去就没有回来。张树列说,第二天,红军炮击北山,山上像大爆炸一样,震得地都发抖。 战事结束后,张家和嘎丽娅的同学、朋友、老邻居,三个一帮,两个一伙,上山去找,找了一个多月,光张树列自己就找了三十多次,也没找到嘎丽娅的任何遗物。 要塞已被完全炸毁,有人找到一条红头巾,嘎丽娅妈妈说不是嘎丽娅戴的那条。 勋章应该属于嘎丽娅 很多年后,嘎丽娅二哥张义国的妻子在俄罗斯听说,带嘎丽娅去劝降的苏联军官还活着。他的名字叫菲多尔琴科。 1946年,这位带这支小分队前去劝降的苏联军官,因这次劝降行动而获得一枚红星勋章。在缄口三十多年后,他曾两次在电视节目中讲述了嘎丽娅的事迹,并认为自己因此次劝降而获的勋章应该属于嘎丽娅。 嘎丽娅的家人曾连续三年给这位事件的见证人写信,但一直没有回音。2004年1月,绥芬河电视台来到俄罗斯找到他的家,才知道菲多尔琴科已去世多年。 菲多尔琴科的儿媳霍列金娜曾多次听公公谈起那段往事。她说,菲多尔琴科当时带着一个十几人的小分队保护嘎丽娅前去劝降。但日军不让苏军靠近,只令嘎丽娅一人前往,小分队只好隐蔽在树林里等待消息。 日本人也派了一支小分队,谈判地点距苏军小分队也就四五十米距离。当时没有风,山林里很闷热,说话和争吵的声音不时传来,还可以看到嘎丽娅的身影,但菲多尔琴科他们听不懂日语。 谈判结束了,在嘎丽娅往回走的时候,日军突然开枪扫射,嘎丽娅被当场杀害。菲多尔琴科的小分队一面还击一面撤退,直到苏军的炮弹飞进要塞。 菲多尔琴科的妻子阿列克谢耶芙娜说,当时嘎丽娅喊了一个多小时,但日军就是不派人谈判。又过了约半小时,日军回复说,只允许嘎丽娅一人进入军营,否则拒绝和平谈判。 菲多尔琴科根据国际军事谈判惯例要求平等谈判,但未果,只好征求嘎丽娅的意见,嘎丽娅一听掉下了眼泪。在菲多尔琴科的鼓励下,嘎丽娅说:“我去了可能回不来了。”于是走入日军要塞。 菲多尔琴科等了三个多小时,不见嘎丽娅出来,接着传出一声刺耳的枪声,随后一片死寂。 又过了半小时,突然冲出一队日本士兵,朝着菲多尔琴科的小分队射击,小分队两人被打死,三人被打伤,只好撤出了日军阵地。 据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王希亮说,他赴日讲学时,曾看到一部日本天长山要塞老兵的回忆录,讲到杀害嘎丽娅的经过。书中说,嘎丽娅劝降时,日军中的主战和主降两派发生激烈斗争,最后以主战派枪杀嘎丽娅而结束。 劝降少女正在热恋中 据张树列回忆,去劝降那天,嘎丽娅穿的是浅黄色的布拉吉,没穿长筒袜,穿了一双短腰的拉带布鞋,没戴新头巾,是一条平时戴的红头巾,有暗花,带毛边,有一米见方,是其男友鲍力斯送的。 去劝降时,这位17岁的少女正在热恋之中。 张树列说,鲍力斯也是一位白俄后裔,家里很穷,但嘎丽娅却很爱他。她从不明说,而是默默地关心他。那时嘎丽娅经常偷着把面包用布巾包起来,然后绑在家里的狗脖子上。等看到鲍力斯的时候,嘎丽娅就把狗打发过去,鲍力斯就会解开狗脖子上的布包,拿出面包。 在这位老人的记忆里,姐姐嘎丽娅皮肤白净,不爱化妆,从不抹粉、抹口红。她的头发不黑也不黄,头发稍有点打卷。嘎丽娅衣服并不多,但她会穿、会搭配,最喜欢各式各样的头巾、披肩,总是显得非常漂亮。 绥芬河市是一座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城市,在上个世纪初,因商业繁华而吸引了十七八个国家的人移民这座城市。 嘎丽娅从小与很多国家的朋友生活在一起,因热心勇敢富于正义感,她也是小朋友中的“小太阳”。 据张树列回忆,1943年7月,张家邻居家的一个日本小男孩被日军军车剐倒,造成右臂骨折,需要大量输血。后经检验,只有其父和嘎丽娅的血型相同。嘎丽娅向护士谎报自己年龄,给这个男孩输了血。 结果时间不长,嘎丽娅父亲被日本人以苏联间谍的罪名抓了起来,幸而这个男孩出面解释详情,才获得保释。 1944年秋天,嘎丽娅在上山采野果时,碰上一伤员,那人向她详细了解了日军部署情况。因为有日本人,他们只好下午才拿药来给这人治了伤,然后用树叶盖上,说好第二天再送吃的来。 第二天他们上山后,再也没找到那人,下山时还被日本宪兵队盯上,幸亏日本宪兵最终没有发现这位伤员,他们才幸免于难。 嘎丽娅人长得聪明漂亮,虽然已经有了男友鲍力斯,但一位白俄富人的公子仍然穷追不舍,一个名叫一郎的日本男孩也暗恋嘎丽娅。 张树列说,苏军出兵后,日本侨民都躲到要塞里去了。在一郎走之前,通过张树列给嘎丽娅写了封信。 信的大意说,他是日本人,不可能把爱献给嘎丽娅,也得不到嘎丽娅的爱。他是大日本的青年,在祖国需要他的时候,他要去参战,保卫日本,保卫满洲…… 嘎丽娅去劝降之前,男友鲍力斯已参加了苏联红军。这一年冬天,鲍力斯写信来问嘎丽娅的近况,才知道年轻的恋人已被日军杀害。 蒙尘多年的和平天使 1945年8月15日,天长山要塞的日军投降,仅余26名士兵。 这时,苏军已推进至佳木斯、牡丹江一线,日本天皇也通过广播发布了投降诏书。 至8月30日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苏军对日作战结束。在为期十余天的远东战役中,苏军共歼灭日军67万多人,击毙日军83700多人,缴获大炮1565门、坦克600辆、飞机861架以及不计其数的轻武器。 战后,天长山要塞投降的26名日军被遣送回国。苏军也很快撤离。没有人为嘎丽娅的事作证。 战事结束后,嘎丽娅的死就成了一个悬疑,更没有人追认她为烈士。虽然张家曾多次致信苏联外交部,但一直杳无音信。 在嘎丽娅前往天长山劝降的前一天,她的三个兄弟也被打破了生活的宁静。 第一个离家的是老二张义国。他担心女友丽达,冒着炮火上街,碰上苏军,苏军军官发现他懂三国语言,于是拉他参军,为苏军当向导和翻译,并帮助辨认中国人和日本人。 第二个离家的是老大张国列。苏军成立了绥芬河市红军司令部,急需翻译,张国列被拉去做了翻译。 接下来,最小的张树列也被拉到红军司令部当翻译,但因他不会写汉字,三个月后被辞退。 1946年5月,张国列被派到铁路警察队做翻译。张国列不去,擅自跑到哈尔滨做自己的生意,结果这个具有中国国籍的人被苏军以日本特工的罪名抓到苏联判了十年刑。 老二张义国的经历更有戏剧性,因为与团长的女儿恋爱,而他是白俄后裔,自然被棒打鸳鸯。张义国不听劝阻,于是被军事法庭判了十年刑。 中苏关系恶化后,有俄罗斯关系的张家再次受到冲击,成为苏修特务。 1970年8月11日,距嘎丽娅劝降日军整整25年,张焕新夫妇被下放到牡丹江市宁安县交由农民监督劳动,两人死后分葬中俄两地。 如今,嘎丽娅在人间留下的只有一张照片,是与其长兄张国列的合影,摄于1943年。张国列先赠其朋友米苏林,嘎丽娅走后,米苏林将其返赠张家。 但在绥芬河,有关嘎丽娅的传说一直都在流传。有人为嘎丽娅写出了长篇小说,有人为嘎丽娅塑造了一组雕塑。绥芬河还有了一条“嘎丽娅路”。 周艾民说,嘎丽娅是反法西斯战争中惟一一个非军人女性和平使者。“她是和平的天使”。 (此文得到黑龙江省抗日研究会副会长周艾民和绥芬河市电视台台长陈云来先生的大力支持,谨表感谢。) 嘎丽娅 1928年2月18日,中国龙年,出生于绥芬河市。取俄姓名嘎丽娅·瓦西里耶夫娜·杜别耶娃,爱称嘎丽娅。 1941年6月,和同学丽达共同获得俄罗斯侨民音乐会金百合歌手奖,所唱歌曲《白色的刺梅花》获一等奖。12月俄侨学校毕业。 1942年1月10日,留校代理音乐课、日语课,两个学期后回家帮助父亲打理生意。7月创作歌曲《丁香雨》。 1944年5月,替父“勤劳奉士”三个月,被派往红河市日本陆军病院服务。 1945年8月,作为军使劝降天长山要塞的日军,被日军杀害。 远东战役,也称消灭日本关东军战役。1945年8月9日,苏联百万大军分四路越过中苏、中蒙边境,向关东军发起全线进攻。此次战役苏军共歼灭日军67万多人,苏军伤亡3万余人。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朱永红 相关专题:日本侵犯东海石油资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