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马鼎盛:不愿活在父母盛名之下的军事评论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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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5日11:05 南方人物周刊 | |||||||||
  马鼎盛 直到5年前，有人告诉我：“你对国庆大阅兵的评析真精彩，现在认识你的人要比认识你父母的人多了！”我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粤剧名伶马师曾和红线女的儿子！ 马鼎盛 香港军事评论员、中国近代军事史学会会员、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客席研究员。在香港
1989年回香港定居，先后在《明报》、《大公报》、《天天日报》、《星岛日报》、《文汇报》等报刊任职，撰写时事评论、军事专栏等，也曾经在香港电台等电子媒体任职。2003年海湾战争期间在凤凰卫视主持《军情观察室》大受观众好评，被称为民间军事评论家。 王娟 他，出身名门。粤剧大师马师曾和红线女是他的父母，但他说，不愿意活在父母的盛名之下。 他，经历坎坷。在北京的寄宿学校度过了寂寞的少年时光，随后，“文革”的冲击又让他当了10年的农民、工人。 “文革”后，他幸运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先是做学术研究，再是当记者、编辑，偶尔客串一把嘉宾主持人。神奇的是，有时他竟比真正的主持人主持得还好。于是，他顺理成章地成为专业主持人。此时，他与最初的选择已经渐行渐远。 他，就是马鼎盛，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主持人。 我上小学的时候，父母离婚了 过去，至少是在1999年之前，我都不愿在别人面前提及自己的父母，尽管他们是鼎鼎有名的粤剧大师。做他们羽翼荫庇下的鸟儿并非我想要的。 直到5年前，有人告诉我：“你对国庆大阅兵的评析真精彩，现在认识你的人要比认识你父母的人多了！”我才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粤剧名伶马师曾和红线女的儿子！ 这一天，我等了很久。 在舞台上，父亲母亲是珠联璧合、密不可分的“红腔马调”。但从我记事起，他们就不在一起了。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们离婚了。 我开始懂得什么是舆论的压力，毕竟在当时名艺人离婚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也开始明白自己的生活注定是要分成两半的，和父亲过一段，和母亲过一段。 父亲比我大49岁。年龄相差这么大，交流起来难免有些生涩。他是那种很传统的严父，对孩子经常吹胡子瞪眼，我小时候没少挨揍。 可父亲很注重我的教育。在我3岁的时候，就给请了一个穿长衫的老师教古文，不管我懂不懂都得摇头晃脑地跟着念。我那点古文底子就是那个时候垫下的，终身受益。大二有一次上古文课，老师让我们翻译一段古文“五十步笑百步”，老师刚写完，我就翻译完了，第一个交卷。老师说：“你有什么问题吗？”我大声说：“没问题，交卷！”真得谢谢父亲。 1964年4月22日，父亲突然去世了。这是我青少年时代最大的一件事。我当时的感受不是呼天抢地，而是木了；不是难受，而是一种茫然。 那年我15岁，还不太了解死亡的意义，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这样没了呢？清楚地记得父亲去世前几天，还带我去西餐厅吃饭，给我点了牛排。我吃得起劲，他却不能吃，因为他得了咽喉癌，化疗后不能吃饭。他拉开领子给我看化疗的那块肉，完全烂了。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出类拔萃的粤剧艺术家。在他那个年代，识字的就不多，很多人都是七八岁用棍子敲着去学戏，唱下来都不知道自己唱的是什么。父亲不同，他是当了中学老师后才改行唱戏的，虽然个子不高，长得不帅，翻跟头也比不上练童子功的，但他凭着对剧本的深刻理解成功塑造了一个个人物。那种深刻和认真，我觉得，到今天都无出其右。 对母亲来说，艺术就是生命。她病了3天，在打点滴，突然任务来了，针头拔了就上台。3个钟头摸爬滚打下来，根本看不出她病了。卸妆后又立马躺倒，因为实在是撑不住了。 母亲很坚强。1966年她挨斗，被抄家、挂黑牌子、剃阴阳头、隔离审查、去扫大街……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很平静，像“文革”前一样，对社会、制度、领导、组织抱有美好的信念，还叮嘱我回去好好闹革命。 母亲的认真劲和父亲很像，他们都常说 ：“上了舞台，就绝对不能欺场。”到今天我还会想起他们说这话的神态语气，做节目也好，写东西也好，我都会先过我自己这一关，不会苟且去弄一个什么东西。这一点点职业道德，算是拜他们身教所赐吧！ 现在，母亲年纪大了，大半退休，偶尔上上班什么的，也挺好的。但她确实需要一个老伴，做儿子的总是希望她能够有一个快慰的晚年。 当农民当工人的10年，也是我挨冻受饿的10年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出生在香港，却在内地度过了动荡的青春岁月。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回到广州创建粤剧事业，8岁的我被送到北京育才小学和清华附中读书。 那个时候，母亲在广州工作，我自己住校。老见不到父母，我已经习惯了。 我5岁就上学了，比同班同学都小，加上又是小广东小香港，所以吃亏很大，经常挨打、受欺负。我不怎么玩弹弓、打仗之类的游戏，更偏爱体育运动。我练跳高、打球，甚至练“块”，举重、摔跤、拳击什么的都练。我要从体育运动中找到自我，找回男子气概。 “文革”爆发后，我到东莞农村下乡，当了4年农民，接着又当了6年工人。那段生活很难熬，身体上的磨练是小意思，精神上的痛苦才是最大的。 闲暇的时候，我会一遍遍地看《资本论》，然后根据我在工厂当统计员的实践经验，找出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错误的地方；我看历史故事，那里面有很多道理，看了长智慧。 当农民当工人的10年，也是我挨冻受饿的10年。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真是饿得直冒酸水。我的胃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来的，现在有时会胃出血，不是喷射性的那种，是慢慢出，感觉不到，出了两礼拜我才倒下。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希望可以把这10年替换成平平坦坦的中学、大学生活。是的，这段生活是一笔财富，但没有必要这么长，了解农村和工厂的生活状态，一年两年就足够了，也没有必要非得让城市的读书人离乡别亲，改造成为农村的种田人。 到知天命之年，对这段生活我更多的还是感恩。人活一次不容易，没有第二次，老觉得世界亏待你，就不会有幸福感。我常常这样劝自己。 所幸的是，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开始了军事历史的研究，毕业后分配到广东省社科院，研究近现代军事史，开始是研究实习员，再是助理研究员，也算是走入学界了。 有人说，我现在没有做研究，当了主持人，人生拐了一个弯，相当于是被改写了。我并不这样认为。那几年的研究生涯让我受益匪浅，至少，我做传媒这十几年不离谱，看一篇稿子，不懂绝对不发稿。 那种快感无可比拟 我当上主持人，应该说是偶然。 1989年我到香港的时候，开始当的是报纸编辑，也写一些有关军事的报道和评论。碰巧赶上海湾战争，当时在香港有几个人讲军事，找了我之后，发现我讲得比其他人都好，就不断地找我讲了。 常常是这样，我先当嘉宾，当着当着就成了嘉宾主持人，紧接着就转正成了主持人。凤凰是这样，香港电台也是这样。 2004年，我正式加盟凤凰卫视，成为《军情观察室》的节目主持人，同时也担任《时事开讲》、《时事辩论会》及《时事直通车》等节目的时事评论员。面对着镜头，我一心想的是怎样讲好，没有感觉到压力。 你可以猜到，那不是我的“第一次”。 第一次录音，我12岁。那时，父亲每年都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港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作一个粤曲唱段拜年，现场需要有广东观众配音喝彩，我就去了。电台戒备森严，每一层都有好多岗，每一个拐弯都有岗，解放军叔叔荷枪实弹站在那儿。我第一次知道了录音是要NG很多次的。 这是声音上的“第一次”，影像上的“第一次”则跟电视片《河殇》有关。《河殇》播出后，全国反响很大，电视台找了社科院老、中、青3个研究人员，请他们谈谈对《河殇》的看法。我当时在社科院，没怎么准备就过去了。也不紧张，就是着急怎么还没有轮到我讲。回头看了录像带，哎呀，真是太差劲了，头发长长的，胡子拉碴的。 王菁锳和董嘉耀是我在《军情观察室》的搭档，3个人各有特色。王是美女，对军事一窍不通，我的责任就是说得她懂，这样更多的观众就懂了；嘉耀是哥们和忘年交，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指导员”。 有一次，我和王菁锳去上海采访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旗舰，手续很烦，最后一分钟却通知说凤凰只能有两个人上。一个肯定是摄像，另一个我让王上。王说我哪里懂，我说简单，你抓住那个军官，别人问你也把麦克风顶过去，也等于你问了，又给了她六七个问题让她问。她很紧张，也很兴奋，穿着高跟鞋就上去了。她是最后一个下来的，很有成功感。 嘉耀很会说笑，和我有很多共同点，比如工作执著，对节目的责任感和热爱，等等。基本上，嘉耀就是一个机器，办事有效率，很一板一眼。他做主持我做嘉宾的时候，会很规矩地把我要说的东西列出来。他很尊重我，但我有我的原则和风格，想起什么说什么，很多是即兴发挥。但说服嘉耀也不容易。我们两人一个是少年老成，一个是老不正经，有点火花。 有人问我，怎么能够把那么多军备的名称、性能和数据倒背如流的。我觉得这主要是兴趣的问题。喜欢一样东西，理解时欣喜若狂，那种快感无可比拟，金钱、美人、好吃的，都比不上，自然就记住了。 还有人问我，会不会担心《军情观察室》无米下锅。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有压力，但我不焦虑。这个世界上天天有事情发生，不打仗有演习，有国防科技、国防展览、国防政策，有关军事的东西很多，而且人应该居安思危，在和平年代应该有危机感。虽然中国打大仗的机会很少，但应该运用智慧避免不必要的战争。 我一直说，《军情观察室》的成功是凤凰的成功，我是给老板擦鞋的。想法是他的，发创意奖给我的时候，我说这个应该发给你自己。 门当户对是一种古老的智慧 我知道我的有些观点会被女性主义者和一些时髦的小青年抨击。 我认为，女性不用太优秀，在某个行业出类拔萃的女性并不可爱。倪匡有一句名言说“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可爱的”，有人说他滑头，我却能理会他的意思：一个女性不高大不漂亮，也有可爱的地方。女性不一定要刻意修饰自己，太修饰了反而做作。 至于爱情，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解释。年轻时候肉欲的成分比较多，是热情奔放、不顾一切的。到了三四十岁，真正要挑一个伴侣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问题要考虑的。 男孩一般都希望自己的伴侣漂亮一点，太漂亮找不到，也得找个好看的，对外貌的要求有那么一个底线。门当户对是很多时髦小青年所不齿的，但门当户对却是一种古老的智慧。穷小子找公主，灰姑娘找王子，这些都是骗人的，很难幸福。 门当户对是基本的条件，爱情只是婚姻的一个部分，而且不是排在最前面的。家庭是社会行为，就要遵从社会规范，你不顾一切地挑战社会规范，失败的八成不是社会规范而是你，想想为什么现在离婚率那么高吧！ 我太太是儿科医生，她的父母都是医学院的名教授、博导，虽然我当时没有刻意去选这个条件，但事实就是：我们过得很不错。 我们的感情生活比较平淡，没有大喜大悲。恋爱两三年后结婚，今年是结婚第25年了。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准备出去旅游来纪念一下。但平时，我对情人节、结婚纪念日这些是不怎么感冒的。情人节送花太浪费了，我会多买点菜，这样实惠一点。 太太用心良苦，家里大多靠她照顾，我很感激。 我们有一个女儿，今年22岁，身高一米七，在香港的大学读多媒体专业，明年毕业。说实话，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清多媒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也没有想过希望女儿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是让她自由发展吧。 女儿是个小辣椒，有时和我吵架，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她是个两面派，在父母面前很放肆，出去摇身一又成了淑女。 女儿手机永远不开机，她找你找得着，你想找她找不到，理由多多：上课、手机没电。和她妈妈，女儿悄悄话说不完，这让我有些吃醋。都怪我工作忙，没有在她小时候好好收买她，不知道现在收买还来不来得及。 我们夫妻闹别扭的时候，女儿就是润滑剂。明年她就要毕业出去工作了，我们将成为“空巢中的老鸟”，真希望那一天晚点到来。其实，她现在住校，我已经开始觉得寂寞了。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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