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权力道德法律化，全国政协特邀委员缪寿良在制定《从政道德法》的提案中建议“以控制体重防止公务员大吃大喝”，这个建议遭到了舆论的奚落，网友质疑缪委员的参政水平；学者以“有些人喝凉水也会胖”的现实理由讥讽这个建议；相关部门也从“体重不好界定”的角度宣称其不可行。缪委员的建议成为众矢之的。
笔者感觉，“以控制体重防止公款吃喝”确实够荒唐，智力正常的人都能一眼看出
；但更荒唐的是：舆论竟然把这个荒唐的建议当成一个“建设性”的意见，并把讨论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可操作”层面，正儿八经地探讨什么可行性问题——我想，如果一个社会真的有一天到了需要“以体重来控制公务员吃喝”的程度，应该是这个社会莫大的耻辱。哪怕是仅仅出现这个建议，也应该视作一种耻辱，舆论还有兴致讨论可行性？
把公务员放在磅秤上称重量来衡量其有没有大吃大喝，这是多么笨拙、原始、滑稽的一幕，我们的制度文明难道已经山穷水尽，公务员的自觉哪里去了，官员之间基本的信任哪里去了？我国公务员的大吃大喝，难道真到了需要以“体重”这种形而下、幼稚化、原始性、低智化形式约束的程度？我们的思考应该集中在：委员何以会提出这种荒唐的建议，约束公款吃喝的底线何以退化到“体重”这个形而下的形式？
问题的关键应该在，约束制度的一次次失效，制度创新的一次次碰壁，公款大吃大喝愈演愈烈，已经把公民的参政智慧挤压到“病急乱投医”的程度。我想，缪委员之所以提出“以体重控制公款吃喝”建议，很大程度上并非不知道“不可行”，而是出于某种绞尽脑汁、苦思不得解的无奈。就治理公务员公款吃喝，国家下发过多少通知，政府出台过多少文件，地方有过多少土办法，两会上代表委员又对此提出过多少专题性的议案提案了，治理方案甚至具体到了“限制几菜几汤”的程度。可现实是，公众监督的缺位，制度执行的懈怠，这些文件仿佛刺激了官员的食欲，“偷着吃”比“公开吃”更刺激更香。
公款吃喝并非只是中国官员的喜好，天底下的官员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许多国家就能有效得到约束呢？其实，治理区区一个公款吃喝哪需要多少制度创新啊，一言以蔽之，公共财政民主约束即可。如果公共财政能实现民主约束，公款吃喝就没来源了——很简单、很基本、也被许多国家的制度实践证明了的道理，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就是实践不了。在民主财政之外寻求什么创新，当然会陷入治理疲惫。
一次次对“基本理性”的回避，一次次创新的失败，必然会把“创新”挤压到诸如“家人监督”、“体重测量”这等荒唐的地步。民主财政没人理，好多办法已经试过错了，提案议案又要“出新”，只有往“体重控制”上想喽。□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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