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菲
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政协委缪寿良建议制定《从政道德法》来约束公务员的行为。而此建议出发点是“以防止官员大吃大喝”。笔者注意到，此建议一出，网上“砖头”四起，直向缪委员“掷来”。
其实，扔“砖头”也不必。出于限制大吃大喝这个普通百姓十分反感的老大难问题，缪委员的动机值得肯定。我们的媒体乃至红头文件，年复一年地反对大吃大喝问题，而事实上官员大吃大喝问题却像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个别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而根治的良方似乎还未见出现。因此，大可不必为缪委员“限官肚”建议横加指责。缪委员这个建议尽管有难以实施之处，也有不那么合理的地方，但是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原有的限制大吃大喝的措施缺乏实效，亟待创新的现实。笔者认为，沿着“官肚”膨胀问题理清来龙去脉才是务实的思路。
首先，官员体重超标、官员大腹便便与大吃大喝没有必然的联系。常识告诉人们，一些人由于有遗传等方面的原因，从娘胎出来，就带有肥胖的因子。由于环境的改变，也令一个正常体重的人明显长膘。而反观一些对大吃大喝、挥霍成性习以为常的人，乃由于加强体能锻炼和均衡营养，体重也可能并未明显超标。可见，“限官肚”难以掌握。假若专门在官员体重方面做文章，就容易给那些大吃大喝者混淆过关。因此，与其“限官肚”，不若防贪欲。
贪欲，既包括贪吃贪杯之类的大吃大喝，也包括贪财贪色贪权之类的腐败。官员一旦贪欲膨胀，非但大吃大喝上瘾，贪财贪色也会接踵而来。因此，坊间就有“万恶贪为首”之流言。对于官员而言，防贪才能洁身。
防贪要从“一酒一物”防起。之所以指出注意“一酒一物”，就是从最细微之处设防。俗语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人们看到许多官员的不良作风是从大吃大喝变起的，许多官员的腐败也是从接受一包茶、一块表等细微物品开始发作逐渐演变的。南方某市检察院反贪局一名检察官在办理一宗特大贪污受贿案中，在发案单位大吃大喝，索要一台空调，并接受犯罪嫌疑人亲属的贵重礼品，因此使当地检察院办案中遭遇重重障碍。后来检察院的纪检部门迅速介入予以查处，才使特大贪污受贿案查处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见南方网2005年12月）因此，防贪就是要防微杜渐。要像牛玉儒那样，从不接受别人上访的礼物。因此，腐败与他无缘。这样从细处挡住了，那么就会逐渐养成良好的不贪不沾的习惯。
防贪根本的是要从制度上防。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1月6日中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了“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的要求（见《人民日报》2006年1月7日一版），就是反腐倡廉的正确措施。一些地方腐败问题的出现，在于制度松弛。一些人视制度包括用人制度、财务开支制度、土地管理制度为儿戏，这就导致腐败问题频频出现。正如一篇时评所云：一些地方有“制”无“度”，上级“制”定为止，下不为“度”，下级束阁上“制”，“度”下自主。前者“制而不度”，后者“度而不制”（见《国际在线》2006年3月3日）。因此，只有严格各项制度，才能真正制贪遏贪。但是制度能否落实不能光靠一纸“决定”，只有保证监督到位，才能确保各项制度落到实处。
防贪是一个世界各国的共同难题。只有成功防住贪欲，才能真正止住那类大吃大喝问题。而离开防贪去高谈“限官肚”恐怕令人有隔靴扫痒之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