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4日上午，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在广州作了一场名为《怎样评价中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报告。他称，清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要比哈佛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平均素质高，而且提出创新可以分为爱因斯坦、杜甫、比尔·盖茨、任天堂四种体系，以中国目前的国情来看，最需要的是任天堂和盖茨这种会赚钱的人才，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3月15日东南快报）
实事求是地说，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诺贝尔奖并不重要”这样的判断是准确的，不仅杨振宁这么说，很多人也都这么说。2004年11月25日，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在外交学院演讲时表示，“中国要真正成为科学技术的强国，重要的不是得诺贝尔奖。中国当前的任务是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把科学水平提高。”
杨振宁说“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的话虽然没有错，但这并不代表他说这话的时间和地点没有问题。实际上，2005年10月23日，杨振宁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讲中曾经表示，“我相信十年内会有华人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比较有希望的两个人是简悦盛和徐立之。二十年内，中国大陆学者也有望问鼎诺贝尔奖。”
刚刚预测过问鼎诺贝尔奖的人员名单，转眼间又觉得“拿一两个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同样是对待诺贝尔奖，为什么短短几个月时间之内杨振宁的态度变化如此明显？答案也许恰恰就在时间的差异上——每年10月左右是诺贝尔各奖项揭晓的时候，而每到这个时候，中国人的“诺奖情结”就会被再一次点燃。如果杨振宁真的觉得“诺贝尔奖并没有什么用处”的话，那么明知没什么用处还要去兴致勃勃地预测得奖名单的举动，就显得有些多余甚至是无聊了。
徐匡迪院长认为诺贝尔奖并不重要的理由是，应当提高整体科学水平，成为真正上的科学技术强国。而杨振宁教授则认为，比起诺贝尔奖，中国更急需像比尔·盖茨、任天堂之类会赚钱的创新人才。因此，最高速产生效益的创新才是“当下中国的第一要义”。如此一来，杨振宁的诺贝尔奖并不重要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诺贝尔奖无法“最高速产生效益”，因此就变得“并没有什么用处”？
不难看出，虽然同样认为“诺贝尔奖并不重要”，但徐匡迪和杨振宁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根本不同的，一个是为了促进基础理论的创新，而另一个恰恰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摒弃基础理论的创新。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无论“盖茨式的创新”，还是“任天堂式的创新”，任何一项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都离不开基础理论的创新作为基础。两种“诺贝尔奖并不重要论”对比至此，已然可见高下。
行文至此，想起一段陈年往事。1996年11月5日，牛津大学否决了沙特阿拉伯亿万富翁瓦菲支·塞义德向牛津捐款340万美元，让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级的工商管理学院”的提议。校监们决定：“有着古老传统的牛津大学应该远离沾满铜臭味的教育”。
牛津大学校长柯林·卢卡斯认为：“大学应该促进经济发展，但这并不是大学真正的价值所在，大学更要推广一种价值观念，做一种知识的传播。”相比之下，国内许多名校日趋明显的世俗化、功利化倾向饱受诟病，这恐怕也是其为什么屡屡自诩学生素质比世界名校更加优秀，而学校自身却始终无法与世界名校比肩的根源所在。
正因为如此，让人不能不为杨振宁教授的此番言论表示担忧，诺贝尔奖确实“并不重要”，但重要的是说出这番话的态度和目的。大学作为高尚灵魂和独立自由精神荟萃的象牙塔，究竟应该继续与世俗保持距离致力“基础理论式的创新”，还是彻底撕下一切面纱全身心投入于“最高速产生效益的创新”？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比“诺贝尔奖并不重要”本身更值得关注。
作者：赵志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