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者的道德优越感
李斌
“清华学子西部支教生活：村民不要文化技术只要钱”(《兰州晨报》3月23日)。据说，这是在甘肃的穷乡僻壤的清华高材生徐华欧的困惑。在笔者看来，这是以知我者谓我心忧
的姿态在吟哦：“我欲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在这些文明人看来，贫困地区的农民思想是落后的，观念是保守的，目光是短浅的，根本不知道拿什么去改变自己的窘况。于是很有道德高度地振臂高呼“治穷先治愚”。
马克思说：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圣人有言：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马斯洛说：生存需要是最低层次但最基本的需要。当年那么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都没有改变农民，有些反被农民给改变，为什么？肚里没食啊。从有村民半夜敲门说要钱的细节可以看出，那是极要面子又极困难的人才会去做的事情。对于一贫如洗的人来说，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哪来什么高远的志向、觉悟？文化是长远的事，今天都不知道怎么过去，就别妄想明后天的事了。
笔者很钦佩徐华欧的支教作为，但以为没搞清什么是农村就凭一腔热血怜悯心去改造显然略显幼稚。而作为徐华欧的先行者、“感动中国”的徐本禹，对农民的困苦显然了解得比较深刻，他承认给农民机会最关键，但当务之急是钱：“支教只能解决一部分人的教育问题，但是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农村孩子读不起书的原因就是经济不发展”(《郑州晚报》1月26日)。因此，如今在支教上，徐本禹更多地成了一个符号，他希望利用自己的“品牌效应”为当地的脱贫致富发挥作用。如果徐华欧对此不敢苟同，不妨放下道德优越感，好好研究一下“远水救不了近火”这句成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