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下午1点45分，秦皇岛市原副市长、68岁的吴昌荣老人安详地闭上了双眼，医生根据他的遗愿摘取了眼角膜。就在一个月前，老人留下了这样的遗言：“我辞世后，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我的眼角膜、肝、肾、心脏全部捐献，遗体捐献给医学院制标本供教学用，无价值部分火化后撒向农田做肥料。”成为秦皇岛市首位眼角膜无偿捐献志愿者。（《秦皇岛晚报》2006年4月4日）
今天就是清明节，在这样一个祭奠生命和反思生命的特殊日子里看了这样的新闻，不由得让我们对人“如何死”以及死的价值又多了一番新的感悟，不由得让我们对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副市长之死多了几重油然而生的敬佩，副市长死了，但又在延续自己，副市长走了，却把希望留下来，我们应该向捐献遗体的副市长表示崇高的敬意！
中国的遗体捐献和器官移置开展得很不充分，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官员的带头意识不够，没有做到率先垂范的“吃螃蟹效应”，缺乏对于死以及器官移置的人文性理解，对死亡的理解还停留在片面和很狭隘的层次上，没有豁达的死亡态度和认识，不知道“成全他人，延续自己”的做法其实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体现，这些都阻碍了普通公众参与遗体捐献和器官移置的积极性，所以副市长病逝捐角膜、捐献遗体对社会具有示范的破冰意义。
副市长病逝捐角膜、捐献遗体，在公众看来，这并不仅仅代表老人自己的高尚行为，而更多地蕴涵了政府的行为美，对其他政府官员和老百姓是一次无声的死亡观教育，副市长尚能够豁达对待生老病死，尚能够视死如归，更何况我们普通人了。副市长病逝捐角膜、捐献遗体，让副市长的人格魅力再一次得到了升华，让副市长所代表的政府文明形象繁衍开来，这就是副市长病逝捐角膜、捐献遗体所蕴涵的积极社会意义所在。
据介绍，我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需要肾移植，而每年全国可供移植的肾源仅有2000个左右，他们中的多数人，或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或只能依靠天价的透析等治疗来维持生命；在我国患角膜病的500万人中，有400万可经角膜移植重见光明，但每年只有1000多个角膜供体，而美国全国却有98个眼库，每年可做4万个角膜移植；在我国，几乎每周都有1—2名病人因为等不到适合的供体而离开了人世。粗略统计，我国大约有4/5需器官移植的病人在等待供体过程中死亡；我国大概每8—10名医学院的学生才能解剖1具尸体。而在欧美等国家的医学院校，学生们却能够在学习期间一人或几人解剖几具甚至十几具人体标本，长此下去，我国医学水平的提高将会受到严重影响。面对我国遗体捐献存在的严峻态势，迫切需要像副市长这样的官员和公众人物起到捐献遗体的带头作用，因此，副市长病逝捐角膜、捐献遗体意味深长。
荀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成全他人，延续自己”就是终善的高境界，死了还不忘记帮助别人，为社会做贡献，这应该是每个官员和公民必须树立的人文死亡观。自己死了，却把光明留给别人；自己走了，却把希望留给别人。副市长死了，但其实又活着，副市长死了，但又在延续自己，毕竟，有人用他的眼睛在看着美好的世界，等于他还用眼睛在搜寻生活的美；有人从解剖他的遗体中获得灵感，延续了别人的生命就等于延续了自己的生命，遗体无价值部分火化后撒向农田做肥料，肥沃了大地，就等于他还在……
作者：魏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