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士兵
我们生活着，我们感知着社会的脉动，这是因为我们有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现在，有一个人就用他的社会意识，来触动着我们的知觉，让我们内心与之趋同的社会意识从沉寂走向萌发与蓬勃。这个人，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心灵植入了公民意识的生长因子。
蒋时林，衡阳常宁市一位村主任。他在获悉该市财政局超出年度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小车的情况后，以一名纳税人的身份起诉市财政局，要求法院认定财政局的行为违法，并将违法购置的轿车收归国库，以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我们认为，这本不应是蒋时林一个人的诉讼。或者，蒋时林只应是这个案件的一个诉讼代表，但是，我们却没有看到其他的诉讼者；或者，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这样的案件诉讼者，应该由人大、政府等部门的公权力充当，如果是这样的话，蒋时林的诉讼，本身就可能是一种“错位”，但是，蒋时林的诉讼，却同样又可以作为这样的公权力“缺位”的明证。
由此，这样的案件，才可以被赋予极大的标本性价值，这样的案件，才可以产生巨大的唤醒纳税人权利意识的力量，而这样的价值和力量，只是发轫于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就是我们社会最需要的公民意识。
所谓公民意识，包括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自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和积极参与。其中个人主体的确立，个人权力和义务的明晓是公民意识的基础，对自己权力和义务的具体生活运用是公民意识健康成长的重要标的。显然，这些关于公民意识的论断，蒋时林用他的言行，提供了明确的佐证。
比如，蒋时林之所以要与财政局较真，是因为新闻里经常出现的纳税人的概念不断冲击着他，他觉得，纳税人对税款的使用应该要有知情权，财政局是政府部门的财政“管家”，起诉它可以给其他行政部门提个醒。显然，他的意识，无疑是符合公共财政理念与依法行政理念的。因为现代政府是由纳税人供养的专司提供公共服务的，公共服务必须最小化成本，否则就会陷入“公地悲剧”中，造成公共财政效率低下，浪费惊人的结果。
所以，蒋时林的诉讼行为，就是公民对公共权力的一种监督，就是对公共利益的一种维护。南华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罗万里也把这起诉讼称为“行政公益诉讼”。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受到蒋时林对自己公民与纳税人这样的身份认同，感受到蒋时林对现代社会依法行政理念的理性认知。这样权利和义务的意识，这样的在法律框架内理性维权的行为，都赋予这起诉讼案对公民意识的辐射力量。
只是，这样的公民意识，在今天我们的社会中，还是极其欠缺和急需的。正如学者所言：“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而这对作为国家主体的公民来说，显然不利于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的自我认识，不利于对自身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认知和履行。没有公民意识，又何谈公民社会呢？
当然，公民意识还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存在形式，公民意识的成长，离不开相关的教育引领，来摆脱陈旧意识的束缚。所以，我们认为，蒋时林的诉讼行为，不仅仅是对行政部门的一次责任提醒，它更是对公民意识的一次唤醒。他的诉讼，像一记响亮的钟声，让那些沉睡于我们内心的，或是缺乏的，或是模糊的，或是没有形成普遍认同的公民意识，开始苏醒，努力生长，走向蓬勃，让人们拥有更多的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与理性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