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龙生
昨天本报报道：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利用烂尾楼虚构257名购房者进行骗贷，致使中国银行北京分行损失7亿多元。
骗子的目的就是骗钱，这里无须多议。但是作为国有资产的银行，以往发生的各类
坏账损失，却鲜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者。本次“森豪公寓”骗贷事件，负有把关责任的两名律师和三名银行工作人员，首次被检察机关以失职罪名追究刑事责任，具有相当重要的突破意义。近年来，骗子的黑手频频伸向银行，凭着假手续一路过关骗贷，不少银行损失惨重。去年，在全国圈了27个开发区的托普集团，扩张的泡沫破碎后，致使多家银行超过20多亿元的贷款顿时陷入不良状态，绝大部分资金无法收回。
从失职的角度来看，刑事上的“诈骗问责”其实也早就该来。
不错，银行信贷要制度有制度，要程序有程序。但是谁也无法否认，制度也好，程序也罢，人人标榜的照章办事，却有着巨大的“含金量”差别。被动的、表面的、敷衍的“照章办事”，与主动的、深入的、认真的“照章办事”，其中的弹性空间，有时大得令人不可思议。经办者“手松手紧”就可以左右制度的执行力度，说明当前银行资金流转中失职与腐败空间很大。
在去年托普集团造成的20多亿不良信贷中，只有农行嘉兴分行一家“神奇脱身”。原因很简单：握手之下原则能不能坚持到最后，执行规章制度有没有拒绝“变通”，是贷款能否化险为夷的根本原因。说实话，这样的“神奇”谈不上任何新意。换言之，这些经验本来都属于日常规范。数亿元贷款被“打水漂”，基本可以认定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制度不认真，从而形成更严重的腐败犯罪。
在刚性的制度与执行的“变通”之间，只有让“诈骗问责”来得更猛烈一些，才有可能让被动的、表面的、敷衍的“照章办事”罪有应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