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各阶层在北京都应有落脚点

　　薛涌

　　使各阶层居民在北京都有落脚点，使为北京提供日常服务的人，能住得起北京。这样北京才会有前途。

　　最近有消息说，有十万北京人被高房价挤出北京，到河北等周边地区买房。

　　城市人口随着市场规律向周边地区疏散，这本来是好事。但是，现在这样的发展，会给北京的城市化带来巨大隐忧。被房价挤出北京的人口，并不一定放弃做北京人的资格。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想像许多人住在河北，但要到北京上班，或者依赖北京的公共服务。他们来回跑，给交通带来巨大压力。本来寸土万金的北京地区，又要征用大量土地修建公路、铁路。同时，这种交通又大量消耗能源，并且加重空气污染，提高心血管及呼吸道系统疾病的发病率。当然更不用说，一天在路上消耗几个小时的人，不可能有太多业余时间进修提高，没有精力管孩子，没有工夫和家里人享受天伦之乐，无法参与社区的事务。这将影响到不止一代人的人口质量。

　　这些人往返于北京和远郊，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依赖北京，北京也依赖他们。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城市不需要低收入者。许多基本的服务，如销售、公交、清洁卫生等等，必须依靠低收入的人来维持。如果一个城市贵得让给这个城市提供关键服务的人都住不起，这个城市就会失去活力。所以，北京要生存，要繁荣，就必须是一个对各个阶层开放的

　　从这种意义上可以看出，北京所隐含着的危机。我们之所以走到这一步，是因为在过去二十年北京的发展中，城市的发展过度依赖政府规划，而不是自然的成长。

　　要了解这一发展过程，我们不妨重温刚刚去世的城市社会学家雅可布的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此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城市的动力来自私人的创意，零敲碎打的试错式的累积发展。健康的城市常常是有机的、多元的、自发的，甚至有些杂乱无章。而二战后美国许多大城市的发展，过度迷信规划，动不动就把老社区推倒，代之以全新的现代建筑。结果，原有的社区文化脉络被破坏了，城市变成了一个机器。她特别强调，那种只重视城市外观而不注重城市功能的“发展”，对城市健康最为致命。

　　这些话听起来抽象，但落实到北京的发展，就一点也不抽象。我是在北京市安外兴化西里长大，大学毕业后搬到安定门立交桥外侧地坛公园附近，对从安定门到安贞桥这一带相当熟悉。在旧北京，城门外曾经是粪场、坟地、农田，同时也是个开小买卖的地方。所以，这一带有许多世代居住的低收入者。

　　改革开放后，安外大街上的一些居民颇有些“火”的日子。他们利用临街的门脸儿和世代聚居所发展起来的网络，做起小买卖来。自行车铺、小食品店、理发店、餐馆、书报亭……应有尽有。我曾在一家小店买饮料，当家的老大爷自称“知识分子”。一问才知他年轻时是小学教师，在“文革”时丢了教职，就靠这临街小店为生。后来一纸拆迁令，这些小买卖一下子就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个自发式、累积式，有着传统文化脉络的社区，被一群规划发展的豪华公寓、购物中心、写字楼取代。

　　安外大街的变化，不过是北京发展的缩影。世代聚居的低收入者被迫迁出，豪华的办公楼、购物中心、高档公寓拔地而起。城市气派多了，但外观压倒了功能。越是气派，人们越住不起。北京的地价，还有多少地方可以给中低收入的人盖房。可是，这些人祖祖辈辈住在北京城里啊。

　　如果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当年有些住户，有权利不走，或者能让他们在附近买房，会有什么结果呢？很简单：许多低收入者会留下来，会更便利地为城市提供服务。挤不掉老居民，许多发展计划就会在远郊展开，北京就不会有现在的问题。

　　在我看来，如今的发展，会产生一些安全问题。比如，如果大量人口迁居河北或远郊，每天来回跑，一旦能源危机，油价暴涨甚至供应中断，北京怎么办？再有像现在这样高楼大厦林立，一旦碰到大的自然灾难，城里的人口往哪里走？这些问题都需要城市管理者考虑。

　　现在，北京人口已经过于拥挤，必须向远郊疏散。但主要搬走的绝不应该是低收入者。建议城市管理者进行一些规划，比如把住房建设分成豪华型、中产型、经济型、贫困型等几类，按比例分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一个小区各种类型的住房必须各占20%-30%.建不够经济适用房，就不许盖豪宅。在税收上，实行针对豪华住房的累进税制，对贫困户住房的建造特别拨地、免税，使各阶层居民在北京都有落脚点，使为北京提供日常服务的人，能住得起北京。这样北京才会有前途。

　　作者系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