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零点调查发布了“宜资”城市排行榜，北京排在首位，紧随其后的是上海和深圳。但在同时发布的“宜居”城市榜上，北京仅排名第19位，处于倒数第二。（《北京晨报》6月7日）
一个城市越是“宜资”，则这个城市越不“宜居”――零点的调查，让我们再次面对经济发展中的这一悖论。城市是人居的城市，投资是为人的发展，如果一座城市具有了“
到那儿挣钱再到别处花钱”的况味，这座城市的投机意义就跃然纸上了。
在一些大中城市，赶超型的发展战略仍然成为决策者优先考虑的选择，城市扩张的内在动力成了地方政府的内驱力。于是，政绩离不开高房价，土地猫腻里总有部门利益的身影。在反反复复的拆迁过程中，城市的成本节节攀升，城市成了资本的工地、不复是精神的家园――这就是越宜资越不宜居的根源。
理论上说，宜资的城市应该是宜居的，因为那里是市场价值生机勃发的平原、是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自由飞翔的天际。宜资的土壤越深，市民越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面包。但现实语境是，墙里是投资者墙外才是市民，而进入墙内的门票是VIP级的，于是在“宜资”不“宜居”的对垒中，彰显着尴尬的三重悖论。
首先是城市建设单极化价值取向的悖论。有人说，一个城市要有对精英开放的高尔夫球场，也要有能满足打工仔居住的廉租房，才称得上宜居。所谓宜居，其实就是一种多元的和谐、公平的和谐、廉价的和谐，但在GDP喧哗和政绩崇拜里，只见别墅不见小屋、只见会所不见马路。城市在向上流动的时候，过于把资源规划倾斜于精英群体，人为拉高普通市民的居住门槛。
其次，城市建设缺乏理性规划的悖论。理想状态下的城市宜居因素是均衡的：涵括了对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人文条件和自然环境的所有主要方面。但在“宜资”的狂热里，某些地方为了眼前利益，缺位了理性规划，只要看到地价飙升，想方设法拆迁土地，然后是挂牌上市，大笔土地拍卖款项入账了，城市的空间结构却凌乱不堪，导致市民居住从吃饭到看病上学都成了问题，无法“宜居”。
“宜资”不“宜居”的悖论还在于城市发展中“重大不重小”的错位思路。时下美国城市规划学界兴起的“新都市主义运动”，很值得我们思考。说新，其实还是重走了诞生于前汽车时代的“老都市”之路：密集的小街道，逛得起来的街肆，随处可见的小商业，闹中取静的居住区……这就是以自然人的需求和满足为尺度的“自然城市法则”。而我们正追求着“整齐的视觉、夸张的风格、新奇的建筑”的大理念，小处着眼的人文关怀走丢了，城市成了抽象审美的城市，人在城市发展中走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