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老家来广州的打工妹小夏(化名)，误入打着茶庄幌子组织卖淫的龙苑茶庄，她负责发放避孕套、收嫖资不足一个月，日前荔湾区法院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判处小夏有期徒刑1年。（6月8日《新快报》）
无法想象柔弱的打工妹小夏在法庭上大声喊冤的一幕。她无助的泪水足以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落泪，就像笔者在新浪网所看到的专项网友调查：9141名参与者中，有5436名网
友认为“不应当（被判刑），农民工进城务工不容易”，占到当时所有参与者的59.47%。无障碍的网络让绝大多数人不再沉默，这一调查代表了绝大多数网民的真挚情感。
当然，法律的尊严不容亵渎。网民的力量是否可以改变小夏当下的命运，结果没有谁可以预测，何况她彻头彻尾只是一个以柔弱示人的穷困、无知、懦弱的打工妹——这一点，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是那么的重要！笔者只是一直在想：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打工一族的“习惯性沉默”？
这让笔者想起了同事一年前所做的一组关于童工的报道：一个童工在工厂里打工，意外造成眼伤。童工的父母从外地赶来讨要说法，结果该工厂迅速“搬家”，只把这个受伤的孩子扔在了原先的宿舍。期间，虽经相关部门不断施加压力、法律部门主动协助伸张正义，该工厂负责人仍迟迟不肯支付足够的赔偿金额。结果，有一天夜里这个已经有了独立思想的童工失踪了，一家人报警后心急火燎地找了一夜，竟在铁轨边发现了孩子的尸骨——孩子卧轨了！这一事件当时经《齐鲁晚报》连续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而笔者当时就想：这实际上就是农民工进城后习惯性表达方式的一种——走向极端，另一种则是持续沉默。就像笔者在两年的一线采访中不断遇到的那样：工友出了事，而只要工头在场，几乎没有人敢说一句实话，多的只是“不知道”甚至“管你们什么事”。应该说这都不是正常的表达方式，也正是这两种不正常的表达方式注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悲哀与不幸，但是什么让他们习惯性地固守了这些方式？
归根结底，还是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层次与人格自由度有关。城乡二元体制的根深蒂固，让他们永远只是城市的“过客”——虽然跟其他城市劳动者一样，同样是城市的建设者，但建设好的楼房永远都属于城市市民而不属于底层的他们。长期以往，他们已经习惯了“看城市人的眼色”、“只要给钱，受气能忍也就忍了”，实在忍不了就走上不归路，比如“跳楼”、比如“自残”、也比如“行凶”……
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降低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只要雇主答应给钱，即便不签合同也先忙于解决“就业”问题。到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城市给了他们太多的失落。而失落也就让他们在日复一日不自已的煎熬中归于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损伤别人；就在沉默中灭亡——伤害自己。就像小夏那样在沉默总承受了老板的威胁，最终让自己背负了一年刑期的枷锁。
这是一个人的悲哀，也是社会群体悲哀的一个缩影。比拯救小夏更重要的，应该是让打工群体摆脱不正常、非健康、习惯性的表达方式。这是谁的责任？但愿我们的政府和近来在媒体上不断出现的农民工工会能围绕这个话题多一些努力。
稿源：红网 作者：石念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