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问题，前一时期因陈逸飞、傅彪、高秀敏等文艺人士操劳过度弃世，被热议了一阵。近日，这一话题因深圳某公司年轻员工胡新宇因过度加班不幸逝世，又被重新提起。如果说，陈逸飞们自由职业者的操劳过度，是自我过度加压的结果；那么，胡新宇等长时间超时工作，则是职场“加班潜规则”所致。
尽管劳动法明确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职工在岗时间多为“
朝九晚五”，但是，超时加班现象却大量存在，以至一些单位员工变成了“朝九晚‘无'”。这几天，一家网站就“胡新宇之殇”进行调查，近7000名被调查者中，有64%的人回答“经常加班”，27%的人“偶尔加班”。每次加班的时间，2小时以上的多达78%。
频繁的加班，超时的工作，得不到应有的休整，致使不少人的身体每况愈下，由“累积疲劳”发展为“病态疲劳”，严重的就导致“过劳死”。身受其害的人们不是不知道这些，但却没有坚决拒绝，相反往往表现为“自愿”承担。这是为什么？新华社记者引述了一位专家的看法：上有“严苛”的企业制度高悬，身边有“先进”的工作榜样，为了保住难得的职位，不得不忍耐超时加班之苦，加之来自家庭、社会舆论对于过度工作的褒扬，共同作用之下，促成了难以逆转的“加班潜规则”。其带来的结果，是过度加班的氛围在社会渐渐弥漫，演变成一种共通的“加班文化”。
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解决“过劳”的问题，亟需破一破这个“加班文化”。
首先，有张有弛，劳逸结合，是生命律动的规律。除非情况特殊需要，人们都应当工作时工作，休息时休息。莎士比亚说，休息是滋养疲乏精神的保姆。“加班文化”有违生命文化。
其次，休息权，是人的一项法定权利。企业单位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或其它好处，给员工以过高的指标任务，逼迫员工超时工作，“将生命作为可牺牲成本”，这种“加班文化”，对生命权休息权形成了侵犯和剥夺。
第三，工作重效率，应着重努力于提高“单位时间产量”，而不宜随意延长工作时间。拖长工作时间会使员工产生对工作的倦怠，反而造成工作效率的下降。“加班文化”会催生一种于实际无补无用的“加班秀”。
第四，“功名只向马上取”。员工想保住职位，或想升迁提拔，应在“马上取”，努力提高自已的修养与能力，而不可走拼命加班这条路。拼命加班，经常挑战自已的生理和心理极限，是会把“命”“拼”掉的，即“过劳死”。“加班文化”引导人们在“加班泥潭”中前进，是严重的误导。
第五，对加班现象，社会舆论不可一味褒扬鼓励，而要依法加强管理与监督。对因长期加班造成的“过劳死”，或者“过劳”而未“死”者，需要完善法规予以援助，不准“将生命作为可牺牲成本”，不让“加班文化”在这里横行无阻。
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定一切的加班加点。当国家与人民确是需要某单位某人加班时，谁都应当义无反顾地去加班加点。国家人民利益至上，为此赴汤蹈火都在所不惜，超时加班又算得了什么。不过，这在和平正常的日子里，属于一种“非常态”。常态应当时工作时工作，休息时休息，让工作与休息相互促进，演唱人的生命和谐曲。因此，对那种漠视人的健康、生命，并有违国家法规的“加班文化”，应当毫不容情地破它一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