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能够成为社会的热点，一方面说明他把握住了读者的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国内充当好“二传手”的人太少。他的大红大紫，只不过是一个特例，一则因为他是一个好“二传”，二则因为他的写作系统，第三是因为媒体的传播效应。
易中天成为本年度出版界的热点，《新京报》就此展开了连续的讨论，对垒双方的焦点依旧是一个，学术。反对者认为易中天学术上无创见，《百家讲坛》是文化包装之下的
娱乐节目，会进一步挤压学术的生存空间。赞同者则认为，易中天和《百家讲坛》之所以成功，在于他的亲民，恰恰衬托出学术的呆板。
这实际上是一个老问题。
学术有规范，写法无定规，这基本上是学术界的共识。一个理想中的、开放活跃的学术环境，不仅有着多种学术写法的并存，而且有着多种学术思潮的并驾齐驱。20年前，《读书》杂志倡导过“读书无禁区”。要全面实现这一口号，首要条件便是“学术无禁区”，不仅学术思想和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包括学术的写作。既有只供“两三素心人”共赏的艰涩写法，也有“说书讲古”的通俗写法，彼此之间没有冲突。从这个角度来说，不需要讨论易中天。
同时，每个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时代主题，延伸出不同的学术写作路数，以切合当时的社会精神和民众心理。比如民国时期，多位史学大师投身于中国通史的写作，无论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还是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其对象都是青年学生，就是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在学术上的响应。但这一时代主题，不仅没有遮蔽其他类型的学术研究，反而形成了中国近百年学术史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
今日之我们，没有“闲坐说玄宗”的资格，只有“相对两无言”的感慨。那么，当下的时代主题是什么？当下的时代主题在学术上的回响是什么？这个问题太庞大，易中天这个话题承受不了如此之重。
实际上，易中天以及他所形成的现象，是读者自由选择的结果。易中天及其作品的学术价值的多寡，固然可以从学术的角度进行讨论，但这属于学术界内部的事务。易中天及其作品，之所以进入大众媒体讨论的范畴，在于“易中天现象”及其成因———如何成为社会的热点。
“易中天”只能够成为出版热点，不可能成为学术热点，因为学术是一个专门的行业，自有其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规范所限制。严格地说，学术是脱离大众而独立存在的，学者不应该受到社会的干扰，也不应该降下身段屈就社会流行意识形态。然而，学术也是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一方面，学术会以各种模式间接影响社会，另一方面，民众有着对学术的需求。比如民众在享受到科学发展带来的物质生活改变的同时，又希望了解科学的进展情况，了解自己的生活是如何被改变的。这时，在科学和民众之间，科普作家和科普工作者承担起“二传手”的角色，用通俗的语言向民众解释科学的奥秘。能够充当“二传手”的，既有科学家，也有非科学家，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受过专业科学训练，懂得专业的“行话”，又懂得如何“翻译”这些“行话”。民众喜欢看这些“翻译”，这就是科普类书籍能够畅销、而专业科学论文只能在业内流行的原因。对于业内人士来说，科普类书籍总是有着不够深入、没有创见等“缺点”。
易中天就充当着这个“二传手”的角色。他本身就是一个人文学者，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写作的领域很广泛，并不局限在自己的学科。他能够成为社会的热点，一方面说明他把握住了读者的心理，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国内充当好“二传手”的人太少。其实历史类普及型书籍在出版领域已经红火了两三年。民众渴望了解中国的历史，渐次有学者投入到这个“二传手”的写作中，比如张鸣，比如李零。只不过，许多专业人员投身其中，多是零打碎敲，写写随笔性文字，不成系统。易中天大红大紫，只不过是一个特例，一则因为他是一个好“二传”，二则因为他的写作系统，第三是因为媒体的传播效应。
□林扶叠（广州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