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在广州公布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三家连锁超市抽检的果蔬，超过八成半含有农药残留，两成半含非法农药残留。消息一经发布，各方反应激烈。先有三大超市挂牌表清白，并对该组织的公布结果表示质疑，甚至斥其无聊；政府相关部门则立即发布自己的检测结果称，广州九成以上的果蔬检测合格，务请市民勿为所动。广州农业部门负责人表示，“绿色和平”组织检测的来源不明、标准不明，农业部门完全没有必要对这类报告有任何反应。纷扰之中，只剩民众身处其间，一时为相去甚远的两种声音所惑
，不知信谁才好。
细究原委，其实全然不必为一家民间组织的检测报告阵脚大乱。事实上，在“绿色和平”组织公布的报告中，虽然指出抽检的果蔬品类，近86％的样品含有农药残留，但报告同时也指出，参照中国国家标准，农药残留超标率为14％。这与广州市食安办公布的广州蔬菜农药残留综合平均超标率11％的数据相差无多。其中的原因是，国家允许水果蔬菜的农药残留量，控制在一定的安全范围之内，超出这一标准才视为超标有毒果蔬，必须监控处理。由此看来，引起民众慌乱的所谓广州八成六果菜有毒的说法，正是源于媒体误用、民众误解而致的一场误会。在这场农药超标风波中，政府、企业、市民各方的态度与反应，恰恰印证了我们在面对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时的准备不足和立场错乱，而这在伴随社会结构转型发育的公民社会中，将是日益平常的际遇。
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以其草根精神自民间社会长出，天然具有关注社会问题、沟通政府与社会、代言公众利益的特点。现代社会理论认为，正是因为政府与企业之外存有的巨大空间，才使得引入民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以纠正所谓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之弊。从此意义上讲，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代表的民间机构正是一种组织化了的社会形式，它所聚合的社会力量，凝结的自治精神，彰显的公益特点，使其在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具有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此次绿色和平组织在公布广州水果蔬菜抽测结果的同时，也据此向三家超市提出了改善建议。不可否认，这样的专业运作和公益代言，确是分散于日常的普通消费者所无法达到的，而这恰恰是民间组织完全依赖民间力量而成功运作的社会合法性所在。
近年来，包括转基因稻米、亨氏米粉、农药超标在内，绿色和平组织在广州揭出了一系列问题。有人认为这是该组织存心与广州“过不去”，事实上，正是“绿色和平”组织的持续努力，使得人们开始重视这些食品安全问题。因此不难看出，政府机构与民间组织之间，并非就是一种对立而生的关系，相反，却完全可以互相倚重、相辅相成，共建一种协商治理的模式，走向合作主义的协同治理道路。对于此次农药超标风波而言，“绿色和平”组织公布的水果蔬菜农药残留检测结果，略高于地方相关部门的监测数据，但这并不会使客观存在的果蔬安全状况就此变得更糟，相反，这种代表消费者立场的专业意见，却警醒我们重视问题，改进工作。政府与民间组织之间，体现的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两者在社会治理问题上，无疑有着殊途同归的利益交集。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大可不必视民间组织为乱象，而应以足够的宽容，吸纳民间组织的建设性批评，以友善态度对待社会的自治努力。
由此观之，农业部门负责人“完全没有必要对这类报告有任何反应”的表态，显得过于强硬和缺乏善意。对于此番“绿色和平”组织在广州的作为，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治理确非可以一劳永逸，如果我们卸下地方治理中的政绩虚荣与无端敏感，相关政府部门就最应以平常心待之，甚至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欢迎民间组织的建设性批评，从而在社会治理上，形成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合力，造福于民。
（南方都市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