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童大焕
以为反垄断法解决不了行政垄断问题，所以宁可在这方面“放它一码”，暂且把问题搁置，事实上只是驼鸟政策。想想看，反垄断法既然反不了核心的行政垄断，就一定能反得了其他形式的经济垄断吗？中国的改革历来走先易后难的道路，结果是：核心问题越往后搁置，社会问题就越多，解决的难度也越大。
事实上，今日中国，垄断已经成为国民生活中的最基本组成部分，成为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挥之不去的噩梦。不仅仅是水、电、石油、煤气、烟草、邮政、电信、铁路等行业几十年如一日维持着坚不可摧的行业垄断地位，就是教育、医疗、房地产（主因为土地垄断）等领域，其行业垄断地位也呈不断加剧和恶化之势。几乎每一个行业主管部门都和教育、医疗、房地产等行业主管部门一样，通过不受立法和司法审查的行业规章和红头文件，在私立教育和公立教育之间、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之间、私人房地产公司和国有房地产公司之间等等，实行区别对待的“选择性立法”和“选择性执法”，以加强管理和规范发展为名，排斥公平竞争，维护行业和部门垄断利益，在市场化的大旗下，完成了权力商品化或者说权力资本化甚至某种程度上权力官僚私有化的转变。
历史和今天活生生的事实都足以证明，行业垄断集团掠夺社会和民众的欲望是没有止境也没有底线的。以石油为例，今天的国人“享受”着比美国人还高的油价，而他们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5倍以上，且我们的油质比他们低劣得多。同时，在石油这个大垄断背景下，下面还有出租车公司等等小垄断集团，大垄断套着小垄断，国内的创业环境和生存环境可想而知。无处不在的大垄断小垄断，掐住了国人的咽喉、捆住了人们的手脚。在改革的“权力路径依赖”下，各种各样以行政权力为背景的行业垄断有不断“变本加厉”的趋势。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先生的研究表明，国内中小企业数量近年来不断减少。不久前北京市一位官员也公开指出，电信服务价格过高，严重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权力路径依赖本是行政垄断的罪魁，却不料反垄断立法走的仍然是部门立法之路，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比如，删除反行政垄断专章虽然有其现实理由，如提升中国企业尤其是资源性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实际上像石油企业是海外上市公司，相当于把国人的财富拱手给了外国资本家），却忽视了对国内市场公平竞争基础的现实侵害。而垄断强加给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的高昂成本，却从整体上降低而不是提升了中国的竞争力。另外，《反垄断法》(草案)明确规定：“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对有关行业和领域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其特别规定；但是，经营者实施超出其特别规定的行为，适用本法。”实际上给行政垄断留足了空间。因此，即使不删除原有的反行政垄断章节，《反垄断法》(草案)对行政垄断也无可奈何。
如果一切仍坚持权力路径依赖之路，虽然短期内可以通过垄断大幅度增加垄断企业的赢利（如两大石油企业）、大幅度提高政府的收入（如土地和房地产大幅度涨价使厦门等地2006年1至4月税收增长一半，全国增长22%），但这样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民力终有枯竭的一天。诚如周天勇教授所言，（此等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越快，潜伏的社会危机越大。
如果我们确信公民的“权利路径”而非行政权力的“权力路径”乃是通向未来光明的必由之路，那么便纵是满身荆棘，也宜把反行政垄断条款列入反垄断法，然后辅之以行政诉讼法的修改，确立公民对政府“红头文件”的司法审查权，以遏制行政权力“部门商业化”和行政垄断的泛滥。尤其在民主集中制的今日条件下，中国并非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否则，历史上的殷鉴并不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