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舒圣祥（个人文集）
一边是拥挤在大城市中的滔滔求职人群，一边是门前冷落的小城镇用人岗位——“城市依赖症”似乎正成为一种病症，侵袭着面对就业难的大学生们。有人认为大学生们已经“病态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并有评论指出：“城市依赖症”正在培养“跨掉的一代”。（6月20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一种就业现象，大学生更愿意留在城市而不愿意下到农村，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这是否就是所谓的“城市依赖症”，却是大可商榷的。依赖意味着一种盲目的状态，意味着大学生因为非理性的因素而离不开城市，用作者的话说，也就是“不切实际地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依赖城市养尊处优、奢侈享乐的生活”。
把城市生活等同于“养尊处优、奢侈享乐”，这本身就未免失之武断。事实上，大多数的大学生在城市生活都远远达不到这样的程度。既然达不到，却拿这个来指摘大学生“依赖城市”，是否有些莫名其妙呢？这当然都是次要的，关键的是，“城市依赖症”的提出，等于是把评论者放在了一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境地：参与选择的大学生都是非理性的，只有评论者才是清醒而理智的。
我们不可以随意怀疑乃至否定别人的理性，尤其是当做出同样的选择是一个庞大的群体而不是个别的特例、是知识精英身份的大学生而不是素质低下的社会盲流时，我们更不可以这样做。因为身在其中的大学生在就业时，考虑的因素必然是具体而现实的；而局外人的考虑则未免抽象而想当然。显然，现象上的“城市依赖”只是大学生在做出理性的“自由选择”之后的结果，而不是盲目的“城市依赖”让大学生放弃了理性的“自由选择”。正因为“城市依赖”只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因此，武断地斥责做出这一选择的大学生为“跨掉的一代”，是有失公平的。
作为自由的“自我”，谁都可以为了自身事业选择到农村去过相对低质量的生活并以此为乐，但却无权要求别人也这样效仿自己，这与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有关，而与理性与否无关。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之外没有任何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那种无端认为“下到乡村”比“留在城市”更高尚更理性的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无论选择留在城市，还是下到乡村，都是“自我”在利弊权衡之后的“自由选择”。
换句话说，“自由选择”是最重要的，“城市依赖”的选择结果是次要的；如果我们认为选择的结果不够“理想”，不应该去指摘自由的“自我”，乃至想办法限制人们的“自由选择”；恰恰相反，我们应该在充分尊重“自我”理性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分析造成大多数“自我”如此选择的现实环境是否荒诞。
我们必须承认，城乡差距之大是惊人的，人们生活质量的巨大差异同样惊人。如果用年数来标示，也许是十年、二十年乃至更久；如果用地域来类比，一个也许已经处在欧洲的发展水平，另一个却仍然陷在西非的泥潭里。鉴于此，“城市依赖”完全是可以理解的，而并非“不可思议”。需要担忧的不是大学生的就业理性，而是依靠公共投入的基础设施、医疗教育等方方面面的城乡差距为何如此之大？所以说，“城市依赖症”只是一个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