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先生在战胜“非典”过程中为国为民所做的贡献，只能用“令人崇敬”形容之。前段时间，钟南山先生的电脑被抢引起了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好在后来警方迅速破案。然而经过此事，钟先生从自身的受害体验出发，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处罚太轻，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应以人为本，而应以“好人”为本，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酷；第二，游民失控，不该否定和废除收容制度。
历史真有如此巧合。钟南山先生所呼吁恢复的收容制度，正是在他与“非典”殊死搏斗过程中，以众多“游民”的自由为代价，以一个无辜者的死亡为契机，在民众的大声疾呼和法律人士的细致说理下，经政府部门的多方权衡，最终毅然废除的。《南方周末》曾将“非典”与“收容”联系起来，认为自然界病毒的蔓延使我们恐惧，但社会病毒的侵害则使我们恐怖，因为后者是一种利用制度的侵害。
钟南山先生说自己不是法律专业人士，对于社会治安的看法“可能是外行的”，尽管如此，钟先生的观点在当下仍有一定代表性，所以有必要对这些观点一一厘清：
第一，处罚越重，违法犯罪是否越少？法律人士对此已有充分论证，结论是违法犯罪的多少，与惩罚的重轻并不是正比例关系。第二，如何在制度设计时区别“好人”和“坏人”？难道人不是因其行为才踏入法的领域吗？在一个人尚无具体的违法行为，就可以仅凭他的身份，比如“游民”，被制度设计为“坏人”乃至于“敌人”吗？在这一系列问题上，法律界比较认可一种观念：人只应因其行为而违法，不应因其身份而违法。第三，一项制度，比如“收容”，只要有效，就是好的吗？钟先生的诸多结论，一言以蔽之就是，只要有效，就应当采用。
我们从不怀疑，收容制度对于它要实现的目的而言是多么的有效，但是，我们也从不怀疑，不是所有有效的东西就都是好的、可以采用的。想象一下，如果肉体消灭是治疗“非典”或者更严重的疾病的有效手段，我们是否应当消灭病毒携带者本人？从功利的角度说，这可能是成本最少、风险最小的办法。如果解剖活人有利于医学发展，最终有利于全人类“好人”的健康，我们是否可以解剖一些“坏人”，让他们为“好人”做点仅有的好事？如果器官移植可以挽救“好人”的生命，我们是否可以从“坏人”，尤其是罪大恶极的罪犯身上移植“鲜活”的东西？我相信，钟先生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并且对这种设想本身就是深恶痛绝的。道理是一样的，收容制度虽然是有效整饬“游民”的手段，但有效率的制度如果“不正义”，那么它就注定不得人心。
什么是“游民”？说穿了，不外乎是一些到城里谋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的人，绝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来到城市，何以成为“游民”，因为他们从身份到机会，都不能与城里人平起平坐。他们不愿意这样，他们不得不这样。如果恢复收容制度，就无异于重新确认一个人因其“游民”身份就可以被否定其存在的理由。收容制度不是不能给人带来利益，但必须坦言，受益的多半是城里人。城里人的利益肯定是人民利益的一部分，但绝不是人民利益的全部，所以不能以此僭称“人民利益”。人民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一个人以具体的行为踏入违法的领域之前，并且在经司法机关裁判之前，人民应当具体到每个人。法律如果连“坏人”的权利都小心对待，那就能够更好地保护好人。
作者：
邓子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