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叶县农民工孟宪潮等7人的6230元工资遭拖欠，他们七进县城，九进法院，讨要无果，欲哭无泪。省委书记徐光春看到报道后作出批示：“我感到愧疚和伤感，农民工用血汗赚了六千多块钱，拿不到手，又花一千多块钱打官司，毫无结果，我们口口声声关心农民工，可是损害农民工的事天天在发生。”在省人大、省政府、省高级法院的介入下，不到3天农民工就拿回了工钱。
几经曲折，农民工们总算拿到了工钱，让我们长吁一口气。然而回顾其讨薪过程，很多细节不能不让人觉得辛酸――说到底他们是靠十分偶然的省委书记“批示”拿到工钱的，并非靠劳动监察和法院执行力量讨回公平正义。没有领导批示施压，国家权力和法律底线难道都要沦为虚设？
对于徐光春的“伤感”，公众不难理解，联想起农民工求告无门走投无路的黯然神情，我们都会产生恻隐之心。那么省委书记又为何“愧疚”呢？从河南省政府、省高级法院事后追责处理的一群责任人，我们不难看到这条渎职链条有多长――焦作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市政工程公司、叶县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被省清欠办通报；焦作市市政工程公司被停止招投标3个月，市政工程公司一级项目经理被停止招投标半年；叶县法院党组写出深刻检查，法院有关人员受到通报批评、行政处分和调离审判岗位处理。正是这些“太极高手”的极端不负责，拆解了国家政策和法律尊严，给农民工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
有法不依、政令不通，在加剧弱势者的身心伤害的同时，大大抬高了公共管理与法治成本，影响政府公信力。这就是徐光春书记深感愧疚的原因。一般而言，农民工讨薪需付出四大成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政府成本、法律援助成本。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曾于去年作过一项调查，2004年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而为索回这笔钱，整个社会需要付出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解剖河南叶县这起典型案例，成本比例岂止1:3。农民工七进县城、九进法院，打官司花费了一千多元，省人大、省政府、省高级法院专门组织力量介入调查，付出的人力物力与时间成本，又有谁算过呢？如果市政工程公司等官商稍有良知，市县劳动保障部门担负起责任，叶县法院认真执行，还需要动用这么多权力部门跟踪监督吗？！
省委书记帮忙讨要欠薪只能算个案，绝大多数得不到领导“批示”的欠薪案能否顺利解决，这才是一个让人揪心和关注的大问题。令人欣慰的是，针对孟宪潮讨薪事件，河南省政府要求防止此类问题再次发生，省清欠办、省劳动保障厅、省高院分别出台文件，要进一步建立农民工维权长效机制，并制定具体措施为农民工讨工资大开绿灯。让徐光春同志的“感伤和愧疚”化为全体公务员和执法者的“愧疚”，从而激活制度力量，形成铁腕整治欠薪顽症的强大氛围，这才是老百姓期待的结局。(张培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