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不平等是个跨越时空的问题。在2500年前，孔老夫子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不用多说，孔子的这一“均无贫”观点已被我们自己的经历所证伪：平均主义会造成普遍的懒惰，使整个社会失去进取心。相反，在一定条件下，激励经济学家把不平等看作是提升效率的手段，他们倾向于认为：“因患寡，而患均。”如果抛开公平与效率的维度，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低收入人群对不平等是不是就绝对厌恶呢？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之间最近的情况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衡量不平等程度的通行指标是以统计学家基尼命名的基尼系数，其公认的国际警戒线被定为0.4。可是这一标准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近日表示，虽然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但中国不能照搬国际统计口径，因为中国城乡差距大是造成基尼系数较大的原因，而城乡内部的基尼系数都低于0.4，应该给基尼系数打一个“国情折扣”。
一时间，质疑声风生水起。人们的困惑在于：城乡差距为什么不重要呢？中国二元结构的国情就应该成为超脱“国际标准”的理由吗？
美国也同样面临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不过美国人似乎倾向于泰然处之。最近一期的《经济学家》杂志表明，如今美国的基尼系数也超过了0.4，成为整个西方发达世界的龙头老大。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曾有一句有名的谚语，“上涨的潮水(比喻经济繁荣)将抬起所有搁浅的船只”。1995年以前情况确实如此。那时美国生产率的跳跃性增长，惠及大众。然而，在2000年以后，事情有所变化。生产率的增长同样又开始增长，但是，它只抬起了更少的船只。在对通胀率进行调整后，一个典型美国工人的工资，自从2000年以来，仅仅增加了不到1%。而在1995~2000年间，增长了超过6%。相反，只有最熟练工人的钱包在当前的经济繁荣中膨胀。这意味着，生产率上升的果实向高收入者倾斜严重。
然而，美国和中国的一个明显不同在于，美国人并没有多少负面心态。收入较低的美国人所抱有的想法是：加入富人群体，而不是缩小这个群体。实际上，在美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十个人中有九个人相信，即便你是白手起家，只要你努力工作，遵纪守法，美好富足的生活之门向每个人敞开。这是美国梦的核心理念。这种理念让普通的美国人更能够忍受经济波动的艰辛，并接受不平等和不安全的现实。
事实正是如此。即便是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今天，普通的美国人相信可以由贫到富的比重自1980年以来增加了20%。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说，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极为通畅。
这种态度直接决定了政策导向。相比之下，美国人更加看重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而不是重新分配财富的作用。美国民主党2004年竞选副总统的约翰·爱德华兹，曾经不遗余力地倡导“两个美国”的概念，即一个是富人的美国，另一个是穷人的美国。然而，其营销的效果并不理想。
另一个更有力而直接的证据是，虽然只有1%的家庭缴纳遗产税，然而，不久前超过70%的美国人支持废除遗产税。这也与中国日益高涨的征收遗产税的呼声形成对比。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梦”式的社会流动性也有一定的狭隘性，一种奇怪的“仇贫”心理却在滋长。美国人虽然不愿意把问题归结到他们富裕的同胞身上，却把矛头指向了比他们更贫穷的外国人身上。一项针对外交事务的民意调查发现，近90%的美国人担心他们的工作会流失到国外，超过六成的美国人憎恶自由贸易，就连主流经济学的泰斗保罗·萨缪尔森也一反常态地指出，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福利的可能性。这样的呼声很自然地传递到政客之中。
同样面对收入差距超过警戒线，并持续加剧的社会问题，人们有可能表现出相当不同的容忍度，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小。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流动性是社会不平等的镇痛剂。因为，只要有梦想，明天总是新的一天。(傅勇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