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高考中，河南南阳考生蒋多多在考试中，把对目前教育制度和高考制度的不满，答在各科试卷主观题的空白处，并将自己的笔名“碎心飞魔”写到密封线外，且所有试卷均用双色笔答题。蒋多多自称，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各科成绩都被判为零分，以引起教育部门和社会的关注。(7月5日《新京报》)
如果一定要罗列高考制度的弊端，我相任何人都能给出一箩筐的“真知灼见”。至少
在高考热度堪比世界杯的吾国，每个人都可以对高考制度“说三道四”，而且其中以负面言论为主。尤其在素质教育已成为公众心目中美好的图腾时，对高考制度的诟病更是如日中天。如此背景下，这名以零分对抗高考的考生受到追捧也在意料之中。
但是，在面对高考弊端问题上，难道就因为高考制度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就使得零分对抗行为就一定具有先验的正当性？至少在两者之间我无法建立起任何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对零分对抗性行为无原则的追捧是不是一种可怕的集体无意识？
不可否认的是，诸如只看分数不看能力以及不能考察学生的全面能力等等，都是高考制度不容置疑的弊端，但这并不意味着高考制度就应该被“彻底取缔”，毕竟，不能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然而，零分对抗行为恰恰是建立在高考制度一无是处的基础之上的举动，其中的潜台词就是：既然分数并无意义，我也就没有必要用分数来证明我自己，“零分于我如浮云”。但问题是，虽然分数并不是检验能力的唯一标准，但零分也不是证明能力的有效理由。在具有道德优越感的“零分”和呈过街老鼠之式的“高分”的强烈对比中，我实在看不出前者真正的优越性何在。
我更愿意把零分对抗视为个体考生的个人行为，而不是被一部分人追捧为的“先驱行动”。对应试教育的批判和匡正，从来都不能从“解构”的角度来实现，而应该从“建构”的角度去努力。按照零分对抗当事人的说法就是，她想通过零分来引起教育部门和社会的重视，但这种毫无建设性的“不作为”，与其说是制度变迁中行动者的个人力量，倒不如说是根本无从撼动“瑕疵制度”的“个人逃避”，甚至还有可能被当成应试教育失败的典范去强化应试教育力度的理由。
在零分对抗中，我们固然不应该也不能够去考虑行动者个人的人品、素质和动机，但永远不能被忽略的是个人的“能力和策略”。零分对抗行为除了向人们宣称“我是零分我怕谁”的无厘头式幽默外，实在仅仅是个人一次简单的情绪宣泄，而不是具有标本意义的“唐吉诃德行动”。虽然，要求一个中学生提出解决宏大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问题的方法，这是不切实际的勉为其难，毕竟这不是一时一人的个人行动，而是需要长时间的集体努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可以一味地以毫无建设性的行为去哗众取宠，否则这样的行动再多也只能赚取无聊的眼球和廉价的同情，实在没有什么实质性作用。乐水(北京 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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