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渊
最新一期《读者》上有一篇文章《文明的层次》，提出了一个许多人都感觉到却没有认真思考的问题。文章作者叫顾土，原文发表于《新民晚报》。顾先生走了许多地方，将中国人与美国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作了比较，发现了差距。顾先生说，几年前去美国，天天坐一辆大巴，司机是美国人。这位美国司机对顾先生一行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先是
“老皱眉头”，“后来又像拨浪鼓似的总摇头”，直到“最后分手时才改成笑容满面”。为什么呢？因为几天工夫，这些中国人的文明程度一步步地提高了。最初，他们下车时将杂物扔在座位上和车厢的地上，上车时发现车厢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后来他们下车时将杂物装进垃圾袋，塞进座位背后的网筐里。此后又有几次进步，最高境界是把小垃圾袋放进司机旁边的大垃圾袋中，并为自己“学会了更加文明而高兴”，“直到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游客自己攥着小垃圾袋下车扔进垃圾箱后才明白，文明原来也分层次。”
这使我想起在北京街头看到的一幕。一家蔬菜水果店的店主，前一天夜里将乱七八糟一大堆垃圾堆在马路边上。早晨，清洁工刚刚收拾干净，这位店主又将一个破瓷盆摔碎在那里。清洁工好像是母子二人，那小伙子看起来是个中学毕业生，白白净净，即湖南所谓“嫩伢子”，大概是母亲带他出来谋一条生存之路。这母亲见状，不高兴了，指责这店主。店主五短身材，那一副嘴脸，特别是两只眼睛，像狼一样凶恶，显然不是善类，立刻破口大骂，比国骂层次更高。“嫩伢子”年轻气盛，回骂了一句。店主马上凶神恶煞一般地冲了上去，一看那副样子，就知道是老于此道、精于此道又乐于此道的人。但终于被人拉开，拳头没有能过瘾。旁边有老人七嘴八舌议论：“这外地人真狠。”“什么地方人？”“谁知道？反正不是本地口音。”“他连城管都不怕，上面有人！”如此等等。
像店主这样在当今社会从事“生存竞争”的人并不是个别的，他们是一类人，组成了当代的江湖。这个群体里，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不少人是黑道白道黄道都走得通的。其实，把他们列在顾先生一行之后很不合适，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在一个层次上。但是，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知道中国人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道德环境中，并且明白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芸芸众生，就进步程度而言，差距很大，分别属于不同的层次，有的进入了文明，有的还留在野蛮状态。那最低层次的人，也就是“仅仅修成人形”而已，他们的行为习惯与动物更接近。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为了自己。为了一己之私，他们可以损害国家的利益、公众的利益、他人的利益。谁妨碍他们干损人利己的勾当，他们就毫不犹豫地亮出獠牙来。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赞美了“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主席所谓“纯粹的人”，就是从形态到心智、行为都脱离了动物性、不掺杂动物性的人。
第二，文明需要熏陶。顾先生一行在美国旅游，下车时把垃圾扔在椅子上和地上，在国内可以说是“惯例”，比这更不文明的行为还多的是，谁会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习俗与道德同源，众人的行为习惯就是道德。只有到了一个不同的环境里，那些我们觉得“不是问题”的问题才能凸显出来，成为问题。因为别人都不这么干，只几个人这么干，就成为不道德了，就让人害臊了，要改变自己原来的习惯了。这就是熏陶的力量。
第三，在一个文明程度比较低的环境里，文明习惯的形成不能靠熏陶，要靠强制措施。如果没有一些强制措施，那么，这个环境只能熏陶出更不文明的一代来。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黑的力量强，它天天在熏陶人，于是乎造就了这样的一个环境，谁老实谁就倒霉。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一些家长拒绝给孩子买安徒生童话，为什么有人赞美狼的“优良品质”，并主张发扬狼精神的原因。
什么是强制措施？就是法律。在法制健全的国家里，上面说的那位店主其实已经犯了法，是会受到法律制裁的。我们还不是一个法制社会，至少不是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这类人无所顾忌，继续在那里熏陶别人。李敖的女儿李文几年来以法律为武器，在北京与不文明行为作斗争，精神可嘉。她的对手还不同于水果店店主之类，都是一些有钱人。但人的层次不是以财产划分，而是以文明程度划分的。“仓廪实，知礼仪”要有一个过程，财产可以在几年里迅速膨胀，文明则往往需要几代人的积累。
我们必须强调法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只有局面改观了，教育和熏陶才能发挥作用。如此，人才能向“纯粹”的方向演变。否则，我们的社会恐怕会变成狼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