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留心，你就会发现如今竟有不少关于“面临信任危机”的话题；“亲子鉴定热”折射家庭信任危机；司法鉴定活动遭遇“体制性”信任危机；15家企业认为CRM再次遭遇信任危机；青岛酒店；信任危机使水发食品萎缩；巨能钙面临信任危机；中国足球遭遇信任危机；汽车价格背后含信任危机；左手、右手互不信任。“杀熟”是今天中国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语汇，意思是欺诈熟人。而“杀熟”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这不，又出来个“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的祖宗信任危机，这是例最具典型的“杀熟
”现象，因为，中国人对自己是龙的传人最熟悉不过了。所谓“杀熟”也正是现代犬儒主义的最突出的表现。
旅美学者徐贲的研究表明，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对于下层人即普通人来说，犬儒主义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勉力生存和宣泄愤懑的方式。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梁，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对犬儒主义者来说怀疑正统成为一种常态思想。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说，不相信都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
“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的作者，以他狡猾的敏锐，和“颠覆经典”的念头，正好抓住了“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的危机感，不失时机地，大刀阔斧地杀起“熟”来。企图掀动华夏子孙心中的龙的经典图腾。他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不厌其烦地重复着猪灵崇拜、生殖崇拜等玄幻概念，愚弄和强奸出现了信任危机的善良人们，为了将他的谎言能蛊惑更多的受众，挖空心思地、装模作样地拾起故纸堆中只言片字，作大量牵强附会的解说和包装他的伪劣。
我不由想起了风行一时的“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和戏说，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版语文》，大话文化的风潮几乎遍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大话文艺的基本文体特征，是用戏拟、拼贴、混杂等方式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话语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大话文艺与大话文化表现了一种极度的颠覆权威和偶像的态度，它的流行可以看作是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人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心态；世界上没有神圣，也没有权威与偶像；一切都可以戏说、颠覆、亵玩。不但文学的权威，政治的权威，意识形态的权威是这样。
“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一文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作者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但是又玩世不恭，他们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同时也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
无独有偶，姜戎曾在小说《狼图腾》中对“狼性”的呼唤，形成了在大国崛起的口号下的“狼图腾崇拜”。踌躇满志的姜戎很自负，以为自己创作的不光是一部小说，更是在解开一个“世界之谜”。作者“引经据典”，还拉入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史论，真可谓古今中外地为“狼文化”寻找正统的合法性。其中，有些历史记载的荒谬一目了然，但作者却煞有介事，用这些愚昧时代的传说来证明汉民族原本是狼性血脉。作者引经据典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其观念；远古中国崇拜狼图腾，中国人也充满狼性，秦始皇和唐太宗等有作为的皇帝，遗传中都有着游牧民族的狼性。他本人不但提倡狼性，而且要把自己的远祖归为狼性一族。尽管他本人是汉族，但他用“姜戎”的笔名就是认祖归根。作者自认为是“狼的传人”，写这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自己的“盖本狼生，志不忘旧。”
比较《狼图腾》和《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泡制的基本程序是何等的相似，一个捣鼓“狼图腾崇拜”，一个捣鼓“猪灵崇拜”；一个说自己是“狼的传人”，一个说自己是“猪的传人”，何其相似乃尔。一个狼，一个猪，前者凶悍，后者愚蠢，这种天壤之别的自我解读，恰巧是现代“大众犬儒主义”的双重性造成的。大众犬儒主义对现有的、假面化的公众生活秩序既有妥协和参与的一面，又有不满和抵抗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本来就是犬儒主义乞行天下、冷嘲热讽这两个特征的结合。前一个方面使得大众犬儒主义成为现有公众领域的一部分，成为一种与之相协调的现象。后一个方面则使它疏离现有的公众领域，成为假面公众领域边缘处的批评立场。显然，“狼的传人”得到热烈的追捧，成为现有公众领域的一部分；而“猪的传人”疏离现有的公众领域，成为假面公众领域边缘处的批评立场。
不管是《狼图腾》还是《中国人是猪的传人，而不是龙的传人》都是人文领域里的假货，在取缔与批判的同时，也不得不为他们灵性的扭曲而悲哀。同时也应看到民间犬儒主义是一种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众生活领域的诚信危机及其公开话语的伪善，但它却不是在说真话，更不是一种公民们公开表示异见的方式。犬儒式反抗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是极为有限的。异类思想在面对政治和经济双重挤压的时候，无法依靠犬儒表现来保持独立的批判理性。况且，市场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最主要的权势犬儒的本源之一。市场操作不择手段地谋利，唱的却是发展社会福利和提升中国地位的爱国高调，它的说一套做一套并不比政治权势逊色。在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言论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大众商业文化不可能为民间犬儒主义提供一个转化为独立批评的理性空间。要想改变民间犬儒主义扭曲性的反抗，或者甚至改变当今中国上下互动的体制性犬儒主义，最终还得从建立允许说真话、鼓励说真话、必须说真话的理性公民社会秩序着眼。
作者：铜梁山人
